办学历史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校

解放初期，在宣武区陶然亭有一所私立戏曲学校，即“艺培戏曲学校”，它的建成是与当时身为“梨园公会”会长的沈玉斌分不开的。一次在中南海为首长演出中，周恩来总理见到沈玉斌时道：“你姓沈，是戏曲界的负责人对吗？你们辛苦了！”短短一语体现了党的关怀，促成了沈氏办戏校的决心，设想不要国家出资属民办性质，但又不同于过去的旧科班。

筹建工作开始了，校址利用“松柏庵”破庙。沈玉斌为办艺培戏校，忍痛卖掉前府胡同13号的私宅房产。后来还典卖了家中的电话、首饰和裘皮大衣等贵重物品，但这远远不能解决支出所需。

1951年7月26日，在梁小鸾等人的奔走倡导下，戏曲界在京女演员五十余位联合义演为艺培筹集资金。演出《玉堂春》和《大八蜡庙》。刘喜奎、碧云霞亲任舞台监督，这次坤伶大会文武双出，在京剧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排戏时沈玉斌见特请的赵桐珊（芙蓉草）最为忙累，不知如何感谢才好，王瑶卿安慰他说：“桐珊是个热心人，为了培养下一代，排排戏有什么？道道辛苦就行了。”虽说如此，沈氏心里甚是过意不去。紧张的排戏，大家都是热汗淋淋，但却都乐呵呵毫无怨言，沈玉斌深受感动，赶忙抱来十多个大西瓜，请诸位消暑解渴。

校园一角

地处天桥的鸣华京剧团，亦闻风而动，梁益鸣、张宝华率团演出拿手剧目《打窦瑶》等。梁益鸣把全部收入亲自送到梨园公会，对沈玉斌会长说:“我们剧团能力有限，只能表表心意吧。”李桂云又组织河北梆子剧团义演了一场。荀慧生、于连泉(筱翠花)两位名家披挂上阵，义演了《樊江关》。刚从武汉返京的梅兰芳，听说学校正在筹款，不久即在长安戏院演了《金山寺·断桥》和《凤还巢》。

刚从香港归来不久的马连良和张君秋，正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得知艺培正在筹款，义不容辞地义演了《四进士》，并特意打来长途电话，请沈会长派人前去取款，沈玉斌亲自赶赴津门，待接到款后，方知是该场演出的全部收入。按惯例应是收入低微的班底演员不在义演之内，沈忙说:“怎么好要大家的戏份呢?”郭少安说:“这不是您沈先生私人组班，办戏校是为了下一代，我们也应尽一点责任。”沈只得眼含热泪连声道谢地把钱收下。

告别舞台多年的名净郝寿臣，亲率弟子于长安戏院义演花脸大会，戏码为王玉让的《闹江州》；王永昌的《草桥关》；袁世海的《盗御马》，大轴为郝老的《李七长亭》，73岁的萧长华演解差。接二连三的筹款义演，充分体现了戏曲界对培养下一代的一片赤诚之心4。

艰苦环境

拜师仪式

1951年11月下旬，在松柏庵的后院里，出现了十几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天天在那里练功，他们算是艺培戏校的第一批学员。可在当时这里既不像学校，又不像科班，只能称它为“梨园子弟学艺班”。为了给学生“抄功”，聘请了王仲元、刘佩永、张喜鸿，沈玉斌只能付给他们微薄的车马费。后又请来了尚小云在正乐科班的师兄弟李三星，他是名净李顺德之子。为早晚能帮助照料，就住在庙内。

师生情谊

校址地方不够用，沈玉斌见那么多的殿堂常年供奉尊神，反复考虑，萌生了请诸神退位的念头，但此举非同小可。他先得到了王瑶卿、萧长华的支持，又经梨园公会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恭请大殿内的佛像起驾，在殿西小跨院“深葬”。届时摆香案焚香烧纸，沈玉斌当众虔诚祷告念念有词，仪毕后大家小心翼翼地把诸神一尊尊直立安放坑内，然后填平整好，此举总算圆满成功。

20多间大小佛殿，经过更换门窗和修葺粉刷，变成课堂。供桌和匾额改制成桌椅。办公设备是向梨园公会借来的，创业时的教学用具，一些是三义永捐赠的，一些是部分教师贡献的。在各方的支持下，学校总算有了初步模样。后经多方磋商，组成了由王瑶卿、萧长华、郝寿臣、沈玉斌、贯大元、谭富英、李少春、叶盛章、梁小鸾、史若虚、王颉竹等人组成的招生委员会。1951年12月4日于新民报刊登“艺培戏曲学校招生简章”。不几日，即有500多名学生前来报名。经过初试和复试，到次年的1月3日注册报到，前后仅用一月时光，即完成了一切招生工作。全体工作人员都是白尽义务，不取任何报酬。

市长彭真批示拨款

协助沈玉斌的，有荀令文负责教务工作，负责事务的是吴仁本，经过多方奔走，相继请来各行教师到校任教。这已属不易，因当时已有一所国家办的戏曲学校，校长为王瑶卿，有威望的师资几乎均被请去，而且是固定工资，一切开销均由国家支付。而艺培戏校属于私立，所需资金全靠沈玉斌个人支撑。

校园一角

诸连顺是众所公认的好教师，自从富连成科班报散后，就没有了工作，加之他本人有不良嗜好，生活无有保障。沈玉斌请他出山任教，他非常感激。萧长华得知后，逢人便说:“玉斌这个办法真好，既解决了小的学戏问题，又解决了老的吃饭问题，真是积德修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