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沿革

历史背景

汉代太学建筑

古代“教师”从业也得通过考试，《登科记考》记载：“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

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在西汉以前，教师多是推荐，并不需要从业考试。西汉的博士多由学术名流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但到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教师“资格考试”——要想成为太学博士，得通过太常主持的考试（类似于现在教育部主持的考试）。当时，经学名流才有任职资格，而且对教师个人的教学经历和年龄都有相应的规定，要求曾教过学生50名以上，年龄不小于50岁7。

东汉的博士不仅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汉书·成帝纪》对遴选博士的标准做了明确的规定，提出博士必须德才兼备，既要有“明于古今”“通达国体”的渊博学识，也要有“温故知新”的治学才能，还要有“尊道德”、为人师表的人格魅力。东汉的“保举状”对博士的要求更为严格，被保举的博士必须德才兼备、身体健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后来东汉皇帝颁发的诏书又对博士年龄进行了限制，规定博士之选，年龄须在50岁以上。但此项规定并非一成不变，对学行卓著者，可有变通。比如东汉戴凭为奇葩早发之才，精通《京氏易》，年仅16岁就被征为太学博士。汉代学者扬雄在《法言·学行》里把“模”与“范”二字联为一词，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的光辉命题，既是对太学“严于择师”传统的高度概括，也是东汉及后世太学“严于择师”的理论依据。虽然汉代博士选举也曾出现过“不实”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严于择师”始终是主流。 

孔子讲学图

隋唐时期，中国形成了完备的官学制度。官学，相当于如今的公办学校，既有小学，也有大学；既有综合性学校，也有专科学校。对教学管理和要求也更规范更加严格，对教师从业资格和教学能力都有一套完善的考核办法。

唐代对包括教育行政官员和教师在内的学官，同其他官员一样，均要定期“考课”，一般每年一小考，三至五年一大考。考核内容分业务、品德及教学效果等，考核结果分为九等。其中，授课数量是考核定级的重要标准之一。此即《登科记考》中所说的：“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

古代教师称谓很多，继秦汉出现“博士”后，到宋代教师又有了一个新的称谓“教授”。石介、孙复、胡瑗等宋代一批学者都曾被聘为太学教授。宋代是民办学校开始兴起和繁荣的时代，私立书院流行，但朝廷对官学同样重视，要当上“公办教师”必须通过考试。

宋熙宁八年（公元1076年）实施的“教官试”制度，是中国教育史上最难通过的教育主管和教师资格考试。《文献通考·学校七》称，由于考试过严，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全国州、县的教授“只五十三员”，“盖重师儒之官，不肯轻授滥设故也。” 

宋代岳麓书院

近现代发展

• 中华民国时期

1921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规定，凡新开私塾者，必须取得许可。原有的私塾，也须到教育局备案。每年春季开学之时，教育局派出巡视员进行“年检”，遇有违规办学、且不愿整改的私塾，予以取缔。第二，对塾师设立职业资格考试，依照陈济棠于1929年公布的改良各县（市）私塾办法，除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的和担任3年以上小学教师的人可以免试外，其他人，要想开私塾，必须通过资格考试这一道关。考试分笔试，面试，内容涵盖教育科学、管理方法、国文、历史、地理、科学等诸方面。

近代私塾

• 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总人口中文盲人口占80%以上，教师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存在不足，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从旧社会转来，整体业务素质偏低。据1956年的统计数据，当时183万多名小学教师中，有80%以上达不到师范学校毕业的程度。截至1977年，全国缺额60余万名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缺额更是高达285万。

1978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鼓励发展师范教育，意见指出，争取在3至5年内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培训使文化程度低的小学教师、初中教师、高中教师分别达到中师、师专、师范院校的毕业标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