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1人

陈傅良

学生

陈傅良（1137年-1203年），字君举，号止斋，学者称止斋先生，瑞安县（今属浙江）人，南宋学者，谥文节[1][2]，墓地位于浙江省塘下镇陈宅村[3]。 陈傅良乾道八年春省试第二，登进士第，授迪功郎、泰州州学教授，未赴。淳熙四年（1177年）升承奉郎，五年十月外调福州通判，六年协助知州梁克家编成《长乐志》。绍熙元年（1190年）秋，改任浙西提刑，二年以奏事赴临安，留为吏部员外郎。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卒于里第，年67岁[1]。 陈傅良遗著有《诗说》《春秋后传》《止斋文集》等。《宋史·儒林传》论其为学，“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1]。

全文

人物生平

薛季宣

薛季宣少孤，由伯父敷文阁待制薛弼收养。早年随薛弼宦游四方，喜从父老问岳飞、韩世忠兵间事。年十七，妻父荆南帅孙汝翼辟为书写机宜文字，师从程颐弟子袁溉。绍兴二十三年，入四川制置使萧振幕府。次年，因论事不合归乡。二十六年，至毗陵探望孙汝翼。三十年，以二伯父昌年恩荫鄂州武昌知县（今鄂县），推行保伍法，防备金兵南下，并力争罢籴。次年九月，金兵至蕲州、黄州以南，诸官均遣回眷属，系马于庭准备逃跑。唯季宣将家属留在城内死守不去，民心赖以振奋，并乞师于汪澈，得甲三百、楼船十艘，声气甚张，渡江来归者数千家，江西恃以无恐。三十二年，成《武昌土俗编》2卷，刊行。

隆兴元年（1163），赴调武林，得婺州司理参军，待次居乡。乾道元年（1165），上书枢密使汪澈，斥责主和派偷安误国。四年夏秋间，出任婺州司理参军。不久，因签书枢密院事王炎举荐，召赴临安审察。七年八月，任大理寺主簿。冬，江湖大旱，饥民流入淮西，季宣奉使安集流民，“表废田，相原隰，复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庄于黄州故治东北。以户授屋，以丁授田，颁牛及田器、谷种各有差，廪其家，至秋乃止，凡为户六百八十有五，分处合肥、黄州间，并边归正者振业之。”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归者止五户，妄以邀赏，季宣按得其实而劾之。次年七月，回临安复命，言及以好名弃士大夫为非计，孝宗称善，恨得季宣晚，遂进官二等，升大理正。八月，改任湖州知州。九年春，解湖州任改知常州，待缺回家，因痔疾为庸医所误，七月十七日卒，年仅四十。

主要著作

薛季宣为学重事功，晚与朱熹、吕祖谦交往商榷，强调“步步着实”，注重研究田赋、兵制、水利等，开永嘉学派先声。平生著书甚多，著有《古文周易》、《古诗说》、《书古文训》、《春秋经解》、《春秋指要》、《论语直解》、《小学》诸书，多不传。

《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学问淹雅，持论明晰，考古详核，立说精确，卓然自成一家。“于诗则颇工七言，极踔厉纵横之致”（卷一六○）。

《宋诗钞》也谓：“其诗质直，少风人潇洒之致。然纵横七言，则卢仝、马异不足多也。”

《游竹陵善权洞二首》、《雨后忆龙翔寺》等诗，为选家所重(《历代诗发》卷二八)。宝庆二年，其侄孙旦辑刻《浪语集》三十五卷于临川，今存明抄本、《四库全书》本、《永嘉丛书》本等。

《全宋诗》卷二四六七至二四七七录其诗十一卷。

《全宋文》卷五七七四至五七九七收其文二十四卷。

事迹见本集卷三五附录吕祖谦《薛常州墓志铭》、陈傅良《右奉议郎新权发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状》、《宋史》卷四三四本传。清薛钟斗编有《薛常州年谱》，今人杨世文有《薛季宣年谱》。

宋史文载

薛季宣，2字士龙，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也。徽言卒时，季宣始六岁，伯父敷文阁待制弼收鞠之。从弼宦游，及见渡江诸老，闻中兴经理大略。喜从老校、退卒语，得岳、韩诸将兵间事甚悉。年十七，起从荆南帅辟书写机宜文字，获事袁溉。溉尝从程颐学，尽以其学授之。季宣既得溉学，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法之制，靡不研究讲画，皆可行于时。

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刘锜镇鄂渚。季宣白锜，以武昌形势直淮、蔡，而兵寡势弱，宜早为备，锜不听。及兵交，稍稍资季宣计画。未几，汪澈宣谕荆襄，而金兵趋江上，诏成闵还师入援。季宣又说澈以闵既得蔡，有破竹之势，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胜下颍昌，道陈、汝，趋汴都，金内顾且惊溃，可不战而屈其兵矣。澈不听。

时江、淮仕者闻金兵且至，皆预遣其奴而系马于庭以待。季宣独留家，与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与汝偕死。"民亦自奋。县多盗，季宣患之，会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为保，二保为甲，六甲为队，因地形便合为总，不以乡为限，总首、副总首领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输财供总之小用。诸总必有圃以习射，禁蒱博杂戏，而许以武事角胜负，五日更至庭阅之，而赏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复其家三年。乡置楼，盗发，伐鼓举烽，瞬息遍百里。县治、白鹿矶、安乐口皆置戍。复请于宣谕司，得战舰十，甲三百，罗落之。守计定，讫兵退，人心不摇。

枢密使王炎荐于朝，召为大理寺主簿，未至，为书谢炎曰：“主上天资英特，群臣无将顺缉熙之具，幸得遭时，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兴之业，徒侥幸功利，夸言以眩俗，虽复中夏，犹无益也。为今之计，莫若以仁义纪纲为本。至于用兵，请俟十年之后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