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起源

公羊传校本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九》：“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征训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郑玄和朱熹解释“文”为“文章（典籍）”，“献”为“贤”或“贤才”。元初史学家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取“文献”一词作为书名，他在本书自序中说：“凡叙事，则本只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稍后，元代大诗人杨维恢《送僧归日本诗》：“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所指的“文献”似乎已专指书籍资料了。

这门学问开创于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整理群书，广泛搜集各种本子，把同一种书的不同的本子进行校雠，缮写出比较完备的本子，同时撰写叙录，也就是撰写提要，然后编纂出所有书籍的分类目录，以揭示学术源流，并供查考之用。刘氏父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古典文献学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后人用广义的“校雠学”来阐释刘氏父子所开创的学问，也就是将目录、版本、校雠三者统统塞进“校雠学”的大口袋中。于是，校雠学就几乎成了古典文献学的别名。

中国古典文献学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古文献学即目录、版本、校勘。广义的文献学则包括辨伪、辑佚、考证、小学等多方面。我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工作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由魏建功、张舜徽等老一辈文献学工作者倡导在北京大学开设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为国学的基础，甚至与国学之间有着直系亲属的关系，随着国学的雄起，古典文献学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文献分类

按载体分类

官场文书

中国古代书写载体（材料、质地），也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与世界各地相比，有异有同。根据现存的文献，在纸质文献之前，文献的书写载体有：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等，并由此产生了甲骨学、金石学、简牍学、缣帛学。记录文献的载体，按着与之相应得记录方法可分为四大类型：刻铸型（甲骨、金石），书写型（简牍、缣帛），书写兼印刷型（纸），感应型（胶片、磁带、光盘数据库）。 从文献的编纂形式上说，古典文献的题材至少可以分为文书、档案、总集、别集、类书、政书、表谱、图录、丛书、方志等十多类。

按体裁分类

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

中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中国现存的档案实物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

总集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

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

“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

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