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发掘

贝叶经

贝叶经是用铁笔在贝多罗（梵文Pattra）树叶上所刻写的佛教经文。西双版纳发现的贝叶经，有巴利文本和傣文本。内容除小乘佛教经典外，还有许多传说、故事、诗歌和历史记载等。在东南亚各国，还有用缅甸文、泰文等拼写的巴利文贝叶经。

西藏自治区政府介绍贝叶经保护和研究工作成果：历经6年确定6万叶梵文贝叶经写本，这批贝叶经的文物价值堪称打开第二个敦煌经洞。素有“佛教熊猫”之称的贝叶经源于古代印度，在造纸技术还没有传到印度之前，印度人就用贝树叶子书写东西，佛教徒们也用贝叶书写佛教经典和画佛像，贝叶经的名字由此而来。

世界现存贝叶经总量不过千部，而西藏存量占到六至八成左右。西藏迄今保存有梵文、藏文和巴利文等贝叶经古写本，其中有不少属孤本、善本、珍本类品。

西藏贝叶经研究所探秘“佛教熊猫”

中国首家贝叶经研究所在西藏拉萨成立，专门从事对贝叶经的挖掘、抢救、整理和翻译，从而逐步解密上千年来僧人用梵文书写在贝树叶上有着“佛教熊猫”之称的贝叶经。

贝叶经研究，对于研究佛学、藏学、佛教历史、佛教绘画、古印度文化和中印文化交流史都有着巨大价值。

为了加强贝叶经的保护与研究，从2006年起，中国启动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西藏梵文贝叶经普查，初步确定西藏迄今珍藏有梵文贝叶经写本（包括部分纸质梵文、藏文转写本）共1000多个函（种），近6万叶，形成了《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总目录》《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影印大全》《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影印大全简目》《关于西藏自治区贝叶经保护方案与实施办法》《西藏自治区贝叶经保护管理办法》《西藏自治区贝叶经保护纪实》等重大阶段性成果。

贝叶经主要成书于公元8世纪至14世纪之间，由于西藏气候干燥，加上独特的保护方法和强烈的保护意识，在西藏发现的贝叶经都保存得非常好。但贝叶经主要用梵文书写，而全球精通梵文的人屈指可数。对贝叶经的研究，无法借助现代化工具，翻译全靠人工完成，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程。

传承保护

贝叶经

传承广泛：贝叶经囊括了傣泰民族传统文化整体内容。它并不是一种史前遗存的"活化石"，也不是一种考古性质的“文物”。世俗性、普遍性和全民性是它的最基本特点。它是全民族范围内由家庭、社会和寺庙各个阶层而综合传习和传承，几乎是历史形态的“国民教育”。它覆盖面实际上超过西双版纳、德宏以及云南所有的傣壮民族地区，而推及到整个东南亚及南亚次大陆地区，几乎有上亿的人还在传承和使用这种变化。

贝多罗树，形状很像棕榈树，西双版纳傣语称其为“戈兰”。在傣族人民心目中，“戈兰叶”（即贝叶）是运载傣族历史文化走向光明的一片神。自古以来，傣族社会所有的历史事件和文化，全靠用一片片贝叶作记录世代相传，傣族人民把贝叶经视为全民族的宝贵财富加以保护。历史上，每座佛寺里都有一个藏经阁，傣语称“林坦”，所有的贝叶经都要统一保管在这里，由佛爷、和尚严格看管。未经寺主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这里带走经书。对贝叶经的管理也很严格，除绵纸抄写的唱本、生产生活常识、医药、历法、伦理道德，占卜、法律典籍等可以保留在村里供寨人使用外，凡佛教经典和其他内容的贝叶经是不允许个人带出佛寺藏入私人家中的。所以，很少出现贝叶经在佛寺里流失的现象。

两种形式

贝叶经

形式：叶质形一类是真正的贝叶经，傣语称“坦兰”。它是用民间制作的铁簪子刻写在经过特制的贝叶片上，其规格有每页四行式、五行式、六行式和八行式等四种，傣语分别称“兰戏”、“兰哈”、“兰贺”、“兰别”。以前三种规格的贝叶经本最为普遍。

纸质形一类是指绵纸经书，傣语称为“薄嘎腊沙”。它是用野蕨杆削成的蕨笔蘸墨写在绵纸本上而成。其规格有宽面页式和连折叠式两种，其中以宽面页式最为普遍。

以上两种形式的经书，贝叶经的数量最为浩大，其次才是纸质形的经书。以上两类经书，由于数量众多，内容、涵义博大精深，因而才被誉为“别闷戏版康”（八万四千部），并在傣族史册上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