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

起源

关于大写数字的起源，有隋唐、武后、宋代等几种说法，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清代顾炎武的说法：“凡数字作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等，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

其实，顾炎武的说法是靠不住的。程大昌、叶名澧、俞樾等认为数目字用多笔始于唐代以前，乃始差为得之。吐蕃文书的发掘整理，为我们提供了唐代及其以前数目用大写字的大量的实物上的证据。在吐蕃的出土文书中，大写的数目字非常的多。如《高昌延昌二十七年（587）八月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用钱壹迁肆伯捌拾文。”这些总计数字用多笔字，显然是为了防止奸人窃改。根据调查，在高昌延昌年间（561-601）的出土契券中，数目字用大写字的情况已相当普遍。至于高昌延和（602-613）以后的出土券契中，数目字则以用多笔字为常了。

《北凉神玺三年（399）仓曹贷粮文书》：“（前缺）主者赵恭、孙殷：今贷柒石拾斛，秋熟还等斛。”这大概是吐蕃出土文书中有明确纪年的数目字作大写字的最早记载。

综上所说，我们认为在公元四世纪前后（约当东晋末）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在券契中使用大写的数目字。到了公元五世纪、六世纪，这种用法进一步得到普及，唐武后时大量使用大写的数目字，不过是承袭了祖宗的成法而已。陆荣等以为这种用法始于宋代，顾炎武以为大写的数目“皆武后所改”，恐均难免数典忘祖之失。

宋代沿用

大约到了宋代，官府文书所用的计数数字都得用大写。宋代学者程大昌在其所著《演繁露·十数改用画字》中写道：“今官府文书凡计其数，皆取声同而画多者改用之。于是壹、贰、叁、肆之类，本皆非数，直是取同声之字，借以为用，贵点画多不可改换为奸耳。”

明朝改进

明朝时期，朱元璋因为当时的一件重大贪污案“郭桓案”而发布法令，其中明确要求记账的数字必须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陌）、仟（阡）”等复杂的汉字，用以增加涂改帐册的难度。后来“陌”和“阡”被改写成“佰”和“仟”，并一直使用至今。

大明政权建立之初规定：每年全国各布政使司、府、州、县，都要派计吏到户部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钱粮数。各级政府之间及与户部之间的数字，必须完全相符。稍有差错，即被退回重报。由于地方与京城相距遥远，为节省时间，免去路途奔波之苦，各地便带上了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如被退回，则随时填写更正。又因为空白账册上盖有骑缝印，不能做别的用途，户部也就没有干预。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三月，户部侍郎郭桓特大贪污案东窗事生，震惊全国。郭桓勾结刑、礼、兵、工等六部小官员及各省官僚、地主，贪污税粮及鱼盐等，折米二千四百余万石。这差不多和全国秋粮实征的总数持平！除此之外，还侵吞大量宝钞金银。

贪官们就是利用空白账册做的文章，各部串通一气，大做假账。以此欺骗皇帝，鱼肉百姓。朱元璋龙颜大怒，下令把郭桓等六部的十二名高官及左右侍郎以下同案犯数万人，皆处死。系狱、充边、拟罪者不计其数。

为反贪枝廉，朱元璋还制定了惩治经济犯罪的严格法令，并在财务管理上进行技术防范，实施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把记载钱粮数字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大写，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陌）、仟（阡）”，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朱元璋是个佃农出身的孤儿，他讨过饭，当过和尚，打过杂役，深知老百姓的疾苦。他对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恨之入骨。因此，他还制定了比对待敌人还狠毒的铁血手段——“剥皮囊草”，以此酷刑来镇压这帮蛀虫。规定：凡贪赃白银六十两以上的郡守、县令（含朝廷同级官员），按贪款数额多少，判决枭首示众、凌迟处死直至诛灭九族。随后还要“剥皮囊草”——用贪官的人皮楦成草袋子，高悬于公堂旁边，是谓“敕法以峻刑，诛一以警百”。明太祖此举可谓“铁血政策”，骇人听闻！用现代人的眼光看，简直太野蛮残酷了，但反映了他对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与不共戴天！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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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考证

1959年一1975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葬中出土了大批古代文书，近两千件汉文文书经过整理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是为《吐鲁番出土文书》。著名学者张涌泉先生著有《汉语俗字研究》一书。书中特立“数目用大写字探源”专题。他依据这些出土材料，发现唐代及其以前就使用了大写数字4。

张涌泉先生文中所举吐鲁番出土文物使用大写数字的例证很多，兹略举数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