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256年，罗马人向马麦丁提供佣兵援助，在西西里岛取得了立足点，这漫长的第一幕结束于公元前241年，双方签订条约，迦太基失去了原本拥有的西西里。之后是一段“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将近20年的武装和平，就像是大战间某种“长时期”的幕问表演。今天，按照阿诺德·汤因比的讲法，构成迦太基和罗马从公元前264年开始争战，到公元前201年回归和平——在扎马战败以后，对迦太基人相当不利的那一场冲突，一般都被视为只是一场“双重的布匿战争”。在迦太基方面，从公元前247年起，有一个家族(巴西德家族)挑起了这场战争的主要责任。

崛起

在西西里，在这个“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第一战区(为了方便，这里采用罗马人的观点，区分第一、二次布匿战争)，当一个名叫哈米尔卡·巴卡的将领接获一项重要的命令时，迦太基人已经在海面上和陆地上跟罗马人进行了18年的战斗

迦太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落败给罗马之后，汉尼拔之父哈米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为了改善迦太基的前景，出兵征服伊比利亚半岛。 根据历史学家李维（Livy）的记载，当汉尼拔央求与父亲同行时，哈米尔卡要汉尼拔在神殿内发下了终生与罗马势不两立的重誓。当哈米尔卡在战争中阵亡之后，其婿哈斯德鲁巴（Hasdrubal）继任为统帅。

哈斯德鲁巴采用以外交为轴心的策略，以巩固迦太基在伊比利亚的经贸基础为重，建立新迦太基城，并与罗马定下条约，以埃布罗河（Ebro）为双方界线，应许不将其势力扩展至该河之北。伊比利亚半岛丰富的矿产资源使迦太基不但有能力偿还对罗马的战争赔款，并再次逐渐壮盛起来。

哈斯德鲁巴于公元前221年被凯尔特人（Celts）刺杀身亡，汉尼拔在军队拥护之下接管军权，并随后获得迦太基政府的正式任命。

迦太基跟罗马人死掐了快二十年，三军败绩失地丧师，钱粮糜费不可胜数，正陷于立国六百年来未有之窘境。所谓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这个时候，通常也就该有个英雄人物应时而生了。

此人即是哈米尔卡·巴卡，其姓氏Barak与腓尼基语的闪电一词（Barca）谐音，因此，多年以后，他的敌人敬畏地称他为“闪电哈米尔卡”。

哈米尔卡生于迦太基的一个议员家庭，其家族司职共和国的外交事务，掌有签署和约之权。其父本想培养他子承父业，将来当个议员或律师什么的，但哈米尔卡自幼好武，无意于案牍文墨。当他的希腊家庭教师给他讲授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文章时，他不以为然地表示，亚里士多德这辈子唯一的成就就是培养出了亚历山大。

当公元前247年迦太基在西西里的战事越发吃紧时，哈米尔卡终于有了投笔从戎的机会，议院任命他为驻岛官兵最高指挥官。其时哈米尔卡的确切年龄现已无可稽考，但所有的史料都称他很年轻，大概20岁出头。亚历山大23岁荡平波斯，霍去病21岁封狼居胥，有些军事天才是早慧的。哈米尔卡也是这等人物，他赴任西西里时，迦太基在岛上只剩了南部的德雷帕纳港和利里拜乌姆两处据点，佣兵们正无精打采地蜷伏在掩体里，他们已经好久没有领到过军饷，士气低落。哈米尔卡屡次请饷，但元老院以没钱为理由，一个铜板也不肯给，他们的政策就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西西里岛的一切军需都得就地取材。

哈米尔卡能依靠的只有他的个人魅力了，他激励这支倦怠之师的士气，一面向他们许诺偿还拖欠工资，一面整肃军纪训练格斗，有小成后便率领他们游猎于岛上，看准了哪个无备的罗马盟邦，就去打家劫舍，在哈米尔卡的指挥下，例不空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很快他们就能解决吃饭问题了。

这种以战代练的游击，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迦太基方面的利比亚步兵一向不是罗马军团的对手，而在哈米尔卡的调教下他们先后在德雷帕纳和利里拜乌姆两次防守战中连措罗马人，照这个势头发展，哈米尔卡的部队迟早能在野战中与罗马步兵一决高下。随后，哈米尔卡又率军攻取帕诺穆附近的制高点埃尔克梯山，修筑防御工事，并以此为据点控制四周的村镇，迫使他们交钱交粮。同时他打通与海港的交通线，与西西里外围的迦太基海军将领汉诺·吉斯戈呼应，还雇用海盗劫掠船只，甚至抢掠意大利本土。罗马人数次围剿埃尔克梯，都无功而返，哈米尔卡驻守山中六年，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他又移军队家属于据点中，同吃同住同生产，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了。

以将才而论，罗马方面无一人可与哈米尔卡匹敌，但“闪电”的不幸在于，他需要以一人之力面对整个罗马。当他的政府连军饷都欠奉时，同样拮据的罗马，其公民却自发组织起来，有钱的捧钱场没钱的捧人场，为国家提供了200艘战舰和6万名水兵。

罗马人力不在迦太基之上，财力更是远远不如，在连年战争中他们也饱受摧残，仅公元前252年至公元前247年，就有4万公民死于战祸，损失了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罗马同盟的损失尚不计在内）。而对比两国后方对前线的支持，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这就是两国政体差别使然，迦太基虽有民主之誉，但实际上控制政府决策层的是一个商业寡头集团，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权利拢在手里，生怕别人分走一点，对于盟邦和附属国，决不给与公民权，即便是法律上与迦太基平等的城邦也是剥削对象，比如利比亚的小列波底，每年就要缴纳365塔伦特。对于征服地，更是一味地榨取，供赋加之，兵役加之，如此何来休戚与共的认同感？而且他们假借职务之便，“合法地”发展壮大自家的产业，集团利益凌驾于社稷，有便宜他们取大头，出娄子摊派给大家，国家统治阶层的利益与公民的利益相背离，这又如何能有上下同心的向心力？

反观罗马，他们的爱国热忱并不是来自民族主义或什么领袖的感召，而是来自于对制度的认同：罗马联盟内各城邦一律享有平等的、有切实保障的公民权，和平时期同气连枝，对外征战，胜利果实大家有份。就如马基雅维利论述的那样：“对于罗马人赢得的历次战争而言，（获胜的）基本要素是罗马人民——拉丁人、与之相连的意大利其他各部分的民族以及殖民地，就是从这些联盟中，产生了无数的军人，他们使罗马能够征战并控制整个世界。”这种体制下，公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国强能切实地转化为民富。有了物质和权益层面的同劳同筹，才会有精神和道德层面的同心同德。

比较两国政体，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所谓国家利益事实上只体现在上层社会的肉食者身上，则无论这肉食者是一个世袭帝王还是一群官商一体的寡头，无论这个肉食者圈子的成员是出自贵族政治的生殖器关系，还是出自寡头政治的“党内民主”，其本质都是反公众的，其势亦必不能久长。

面对20万罗马公民及其数量更为庞大的盟邦，哈米尔卡再能打也没用，况且迦太基方面别的将领远没他这么能打。公元前241年，当迦太基议院终于派了一支补给船队，准备驰援西西里德雷帕纳港的守军时，却不巧在海上被罗马舰队堵个正着。罗马执政官卡图卢斯的副将法尔托尽缴迦太基人辎重，率得胜之师开赴德雷帕纳，守军得知援兵全军覆没，士气瓦解，向法尔托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