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晋永兴年间(304～306年)陈敏据有江东，令其弟陈谐主持修建。练湖面临江南运河，在历史上具有调蓄山洪、灌溉、济运等作用。东晋又叫曲阿后湖，南北朝时周围号称120里，唐代又叫丹阳湖，为豪民逐渐垦占，到永泰二年(766年)湖堤周长40里，中有东西向十四里的横堤，分湖为上、下两部分。韦损主持重开为80里，复修斗门等，当时放水济运河“湖水放一寸，河水长一尺”。南唐昇元五年(941年)又大修斗门堤堰。北宋曾两次大修。湖北设分洪堰坝，节制山水入湖流量。西南堤上设斗门、石、涵洞、挖制蓄泄。后此由于建筑物损毁及占湖为田，不断维修改建。大约南宋规模稍大的浚湖及修建筑物不下五六次，当时仍称湖周长40里;元代不下三四次，明代不下六七次，清代不下七八次，民国时也有。明清时也以济运为主，有“七分济运，三分灌田”之说。历代经常维修管理，斗闸的启闭、湖堤的养护、湖水的调节运用，均有成规定制。湖禁极严， “盗决者罪比杀人”。但元明以后，由于淤积和围垦，湖身还是逐渐浅狭，作用也逐渐缩小。明末清初，上练湖围垦殆尽;清末，下练湖也大部被垦辟为田。1949年以后，整治了古练湖周围的农田水利，开发建设为综合发展的国营练湖农场。1

有关历史文化资料

曾经的练湖

练湖——丹阳的历史名片

展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馆的“练湖遗址”照片

在丹阳的历史上，练湖和丹阳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重要关系。作为江南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练湖对丹阳及周边的社会经济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运河文化带上的一个历史名湖，练湖优美的江南水乡风光，对提升丹阳的知名度，扩大丹阳在江淮地区，乃至全国的影响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解放后的国营练湖农场在科学种田、水稻育种、畜牧与水产养殖上多次受到省和国家的表彰与嘉奖，为这个虽不存在的历史名湖留下了新的辉煌。今天，我们如何打好用好这张历史名片，让这个历史名湖重新焕发出应有的光彩，在丹阳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练湖是江南历史上最重要的水利工程

练湖和国内其他名湖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它不是一个天然的自然湖，而是人工湖，是1700多年前西晋初年为解决丹阳一带的水患和农田灌溉而修的一项水利工程。据史料记载为“西晋广陵相陈敏令弟陈谐遏马陵溪水以灌云阳”。《丹阳县志·水》载：练湖形成时“周四十里，受句容高骊山、丹徒长山八十四派之水，汇为巨浸”，时周长40里，面积10．3万亩。唐代，刺史韦损扩湖为周长80里。本是一项水利工程的人工水库，却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人工湖泊。由于当时丹阳史称曲阿，故被称为“曲阿后湖”。而后又叫过“开家湖”、“丹阳湖”。练湖的形成，使丹阳及周边的丹徒、武进、金坛等数县的数十万亩农田受益，从而使以丹阳为中心的江南一带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

隋朝京杭大运河开通，全国经济中心逐渐向江南转移，而政治中心却仍在北方，封建王朝每年都要通过运河转漕大量的东南之粟，大运河便逐渐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南北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交通大动脉。练湖紧邻大运河，处于江南镇江至常州之间，由于这一带地势较高，丹徒、丹阳地段运河常常因水浅而使漕运受阻。据历史记载，隋炀帝的四重龙舟就高45尺，宽50尺，长200尺。要使这样的龙舟能够通行无阻，运河河宽、水深、弯曲半径等方面必须满足其要求。由于练湖是人工湖，湖底较高，和大运河仅一堤之隔，于是就有人提出了“以练湖之水，济漕运之厄，不失为高明之见”的重大举措。

到唐朝时，对练湖的管理逐步纳入官制。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转运使刘晏分官吏主管练湖。唐永泰年间扩湖蓄水，禁筑湖堤和滥垦湖田。于旱时引湖水注入河中。“禁引灌，自是河漕不涸”。并对练湖用水管理极严，明令“盗决(泄水)者，罪比杀人”。严禁豪强耕湖为田。在唐引湖济运的基础上，宋朝时对练湖更是多次整治。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先后三次浚治练湖，其中工程最大的一次，用工126397个，耗米8800石，耗钱21314800。北宋是中国船闸大量出现和使用的年间，在镇江修建京口闸。北宋167年间对练湖浚修三次。南宋152年间对练湖浚修8次。宋代是练湖济漕功能发挥最大效能的年代，“湖水放一寸，河水涨一尺”，也是运河漕运最发达、最繁忙的年代。元统一中国后，虽然政治中心由宋代都城汴京(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迁到北京，但当时经济中心仍在江南，尤其是粮食主要取之江南。元朝为加强对练湖的管理，增设湖兵(最多时达100多人)，专门管理湖水和修筑湖岸，并委任镇江路达鲁花（官名）协管练湖，同知（官名）掌练湖斗门之启闭。

明朝时期，北方对南方的财赋依赖愈重。明代继承唐宋遗法，借练湖蓄水济运，对练湖济运工程多次迭加修治。明建文三年(公元1421年)，由镇江知府刘辰主持，全面整治练湖，政府还颁布禁令，严禁豪民侵吞湖滩。弘治、嘉靖年间，曾多次处置侵湖活动，退田还湖，以利蓄水。明万历年间，郡守吴伪谦，在练湖中修埂一座，隔湖为上下，埂上建闸三座，以领上湖之水渐达下湖。下湖与运河联接处，又建闸三座，石跶一座，用以调节运河之水。并立“钦依湖禁”石碑。元明期间，侵湖与复湖之争便不断涌现，为保持练湖对运河水源的供给，政府不断加强管理力度，从采用“验亩加税”的经济处罚到实行严刑峻法，依律处治，轻者戍边远，重者下死狱。这些措施的使用，对侵湖活动有所遏制。

清代，因练湖蓄水逐渐减少，济漕功能日趋减弱。尽管清政府对大运河和练湖的整治极其重视，采取诸多对策，但运河阻塞，漕运衰落的总趋势终难避免。同时，由于练湖水源减少，滩涂大量出现，加上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影响，不能正确处理水利与农业的关系，更谈不上生态平衡的长远发展。康熙十九年，吏部长官张鹏与江苏巡抚慕天颜以“裕固便民”为由，上奏将上练湖改为农田增加农业税收。此例一开，众皆效尤，下练湖也相继被吞食，练湖水面更加萎缩，运漕水源枯竭。康熙46年，康熙圣驾南巡，有官民申奏练湖垦殖之危害，修复练湖之利是。康熙听之有理，逐下旨恩发钱币，开发练湖以资漕运。我县名人汤展文，力主废田复湖，乃著《复练湖议》数篇，为邑中巨蠹汤国相等所恨，暗中与镇江府署徐士起勾结，造匿名贴谤毁之。不久汤展文被捕于焦山僧舍下之丹徒县狱。后上书华州杨英山先生得以平反出狱。汤展文出狱后，适逢朝廷捐资复湖，又继续为湖事奔走，并作《练湖歌叙录》记其本末。康熙47年，我县乡绅及滨湖居民为感谢皇上赠银复湖之恩，在下练湖湖心高岗处筑墩修亭，以示纪念。苏州太守陈鹏年条书“万世永赖”四字制匾挂于亭中，这便是有名的“圣恩亭”及以后的“湖心亭”之由来。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在练湖黄金坝及东岗筑堤蓄水，固圩2880丈，增减水石坝，改27处古涵洞为水门，新建石闸一座，对蓄水、泄洪、济漕设施作全面的调整和综合利用。“漕运民田，咸臻利赖”。另外，还改造和迁移了张官渡闸。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和江苏省政府也十分重视练湖这一历史上江南最重要的水利工程。民国25年（1936年），由省水利厅主持修建了练湖五孔闸。练湖五孔闸的修建对练湖的蓄水灌溉和济漕及丹阳城边水系的维护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丹阳水利工程的形象代表，其宏伟壮观的闸身和开闸放水时的轰鸣为古老的练湖又增添了一个著名景点，成为丹阳不可多得的又一旅游资源。

翻开清朝版、台湾版及练湖农场先后编印的《练湖志》，看看史志上一篇篇关于练湖整治、重修后的“碑记”。我们就一定会感受到，练湖不仅是历史上江南最重要的水利工程，而且有着灿烂辉煌和沉甸甸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丹阳不可多得的最重要和最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国36年（1947年），由于铁路公路的发展，大运河这一黄金水道在交通运输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加上航道疏浚，练湖济漕功能全面退化，又由于湖面日益萎缩，中纺实业总公司束云章先生申请垦殖练湖，建起了江南最早的农场， 以此揭开了练湖新的一页。

二、练湖是运河文化带的历史名湖

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水利工程，是封建社会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运河贯通后，对运河两岸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加速了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使原先相对落后的江南很快发展为国家的经济依赖及文化先导地区。城以水兴，从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独特的运河经济带、运河城市群、运河文化带和运河风光带。练湖就是大运河经济带上的重要水利工程，是运河风光带上最典型的江南水乡代表，因而逐步成为运河文化带上的历史名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播放《话说运河》历史专题片，其中在谈及大运河的历史作用和文化价值中，提到运河文化带最著名的几大历史名湖时，其中就有练湖，并把练湖与太湖、洪泽湖、西湖、玄武湖等相提并论。在讲到消失的练湖时，陈铎那苍劲有力、深沉而饱含惋惜之情的话语，至今还深深地留在笔者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