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和郭沫若

1936年秋，鲁迅的突然辞世，凸显了这根擎天之柱坍塌后中国左翼文坛的悬空状态。孙伏园一句话概括了人们当时的惊慌失措：“像散沙一般，正要团结起来；像瘫病一般，将要恢复过来；全民族被外力压迫得刚想振作，而我们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奋进的大将忽然撒手去了。”（孙伏园：《哭鲁迅》）

在时间无尽的长河中，鲁迅之死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但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中，却包含和预示着必然性的内容：命名。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在国民党政权的连续疯狂迫害下，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十分不利的边缘。国民党政府试图从文化和军事两个方面剥夺和取消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但一向批判国民党思想政策的鲁迅，则无疑是蒋统区内实施上述文化企图的极大屏障。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鲁迅不独是左翼文坛的领袖，还是广大进步青年心目中的“圣人”，是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去世当然就不只是中国左翼文坛的巨大损失，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所以，刚刚得知他辞世的消息，毛泽东就通过冯雪峰把自己列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延安等地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鲁迅周年忌日，延安又发起隆重的纪念大会，毛泽东亲自到场讲话，这个讲话，后来以《毛泽东论鲁迅》为题发表在1938年3月1日出版的《七月》杂志。（林志浩：《鲁迅传》）这一系列行动反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命名的热情和渴望，当然也反映了无名可“命”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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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武汉提名始末

就在这个历史空档，郭沫若出现了。

1937年7月27日，阔别10年的他，从日本横滨乘“皇后号”客轮回到已陷入战火的中国。作为北伐战争以来的风云人物，郭沫若当年的流亡和今天的归来一样都不可能是个人行为，而要受制于国共两党力量的制衡。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归来”才成为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等重镇的“号外”新闻。

虽然在《洪波曲》中，郭沫若曾把他流亡生活的结束很潇洒地概括为“归去来”三个字，但事实上，自打他重新登上30年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他的行动已经成为一个极富政治文化含意的象征性符号，包括他的去从，都由不得他自己了。

国共两党都深深懂得这时借重郭沫若的重要性。1937年春，张群、何应钦忽然想起他与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便敦促蒋介石取消对郭的“通缉令”。随后，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口气颇为急切，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不仅如此。1937年7月27日下午，当郭沫若乘坐的船刚刚停靠上海公和祥码头，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即受命前往迎接。虽然他当时借机“逃脱”，但随后的时日，即陷入与国民党上层“迎来送往”的“车轮大战”中：8月，赴昆山叩访陈诚、冯玉祥、薛岳和黄琪翔诸将领；9月下旬，在南京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给我一个相当的职务”；见张群，并由他出面约见孙科、汪精卫、邵力子、陈铭枢等人……

在国民党方面紧锣密鼓地拉拢郭沫若的同时，共产党方面也在积极与他接洽并做有关安排。潘汉年是在郭归国3天后才得知消息的，但他的动作却不算慢。据夏衍回忆，“沫若回到上海大约10天后”，潘汉年向“我传达了恩来同志的口信，由于当时已经考虑到《新华日报》不可能很快出版，所以明确地决定，由上海‘文救’出一张报纸”，由郭沫若担当社长。另外，“我和阿英轮值，几乎每天都去看他一次，并把他的情况随时告诉汉年。”（夏衍：《懒寻旧梦录》）

《郭沫若传》和《郭沫若自传》等书也为我们留下了郭由广州北迁武汉后与共产党要人之间频繁往来的非常翔实的记录，现抄录如下：1938年1月9日晚，刚到武汉就参加了周恩来、叶挺、王明、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举行的欢迎会；29日，收到周恩来“一起过年”的邀请函（《周恩来书信选》）；郭因不满国民党在第三厅安插特务，一甩手去了长沙。又是周恩来派正与他处于热恋之中的于立群前去接驾，郭在《郭沫若自传》中写道：“我禁不住心子急跳，同时我也看见立群的脸忽然涨得通红，把头埋下去了”；周恩来甚至还想到，“我在这两天将各事运用好后 ，再请你来就职，免使你来此重蹈难境。”不可谓不细心周到，关怀备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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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郭沫若，国共双方之间进行的与其说是一场“礼遇之战”，还不如说是一场对“命名权”的争夺，而在这方面，后者似乎永远都更胜前者一筹。1938年夏，就在国民党非常笨拙地给了郭沫若一个偏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位的同时，共产党在内部突然宣布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一开局，共产党人周恩来就明显占了蒋介石的上风。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厅长”只是一个官僚意义上的职务，任何人都可以干，不妨说还有“不干净”之嫌；而文化界“领袖”则无疑是社会道义的担当者也即道统的化身，它很大程度只能在公认的少数几个比较“干净”的知识精英中间产生。因此，“领袖”往往比“厅长”更容易获得人民大众的尊敬，在社会伦理和心灵的层面上得到普遍认同。

3年后，在重庆举行的郭沫若50寿辰的庆典上，周恩来更是巧妙地发挥了他对文化领袖的想象，把鲁迅这个中断的中国式的政治叙事与郭沫若这后一个政治叙事衔接了起来，他在《我要说的话》一文中说：“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人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毛泽东评价鲁迅

认真考辩起来，毛泽东可能是在井冈山时期开始注意鲁迅的。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解除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只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这个实际没有决定权的空衔。赋闲状态的毛泽东在瑞金山洼中听左翼文艺家冯雪峰大谈“鲁迅经”。大概是个人“遭遇”触动了毛泽东的心弦罢，鲁迅引起了他情感上很深的共鸣。对鲁迅的斗争、写作、身体状况、结交的友人以及生活习惯，毛泽东都非常关心，反复询问。毛泽东与鲁迅从未见过面，也不曾有直接的个人接触，但两人的心似乎是相通的。毛泽东对冯雪峰等给鲁迅出题目写文章感到惊讶，但当听到冯雪峰说，“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时，沉闷已久的毛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

但毛泽东对鲁迅书面上的正式评价，却是1937年底在延安风沙弥漫的操场上做出的。毛在这篇由大漠记录、后来刊发在《七月》杂志第四集第二期上题为《毛泽东论鲁迅》的讲话中指出，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

1940年，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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