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发掘

蜀文化

继新津宝墩、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等成都平原古城遗址发掘之后，2003年，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基本结束了对岷江流域阿坝州茂县县城附近的营盘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工作。从发掘的情况看，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遗物总数达1万件，发现了长江上游地区最早和规模最大的陶窑址和近6万座规格各异的石棺葬。此外，考古人员在营盘山遗址周围还发现了数十处时代相近或略有差异的中小型聚落遗址，大致分布在四川松潘县、黑水县、茂县、理县、汶川县境内岷江及其支流两岸的河谷台地上，它们共同构成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遗址群，这是整个岷江流域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最早、文明内涵最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代表了5000多年前整个岷江流域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准。这个遗址比距今4500年左右的宝墩、距今4500-3200年的三星堆、金沙遗址早。营盘山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时代最早的古遗址的典型，也是蜀文化产生的历史见证。它以事实证明，远在5000多年以前，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就有一支与中原文化有别的、地方特色浓厚的土著文化———蜀文化的存在。营盘山遗址不仅将蜀文化的历史渊源推进至5000多年前，而且以事实表明,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

文化特征

历史悠久，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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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为古蜀该区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采集种植、渔猎饲养，进而创造独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类型提供了良好条件。从文化的主体———人来说，古蜀人口众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着汉、藏、羌等十余个民族，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传统节日、穿着打扮，以及独特的节庆、歌会等，都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内容。

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她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古蜀不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国最早出现城市文明的地区之一，早在距今4500-3200年之间，就有新津宝墩、温江鱼凫、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等6座古城，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古蜀已进入国家形态，有比较发达的神权和礼乐制度。成都在古代是自由都市，对外贸易比较发达，成为中国西南与南亚以至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

自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因都江堰的建成而“水旱从人民不知饥馑……谓之天府”之后，蜀（主要是成都平原）就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使蜀之先民创造出了较高水平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出了较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古蜀就有两个系统的文字，一个系统是比较进步的表意文字，一个系统是表形（象形）文字，而两系文字都可以在三星堆文化找到起源遗迹；自古至今，蜀地文、史、哲名家辈出，杰出的思想家代不乏人：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三国两晋时期的诸葛亮、陈寿,唐代的陈子昂、李鼎祚,宋代的“苏门三父子”、黄庭坚、张?、魏了翁，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杨慎、来知德,清代的唐甄、费密、李调元，近现代的郭沫若、巴金等等，可谓灿若星辰，这一串串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一笔笔丰富的精神财富。蜀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名人的不断涌现，不仅充分证明蜀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而且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兼容并包，渴求开放

蜀文化的形成、继承和发扬，主要得益于它汇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渴求开放的意识。蜀文化自古就沿岷江与西面的阿坝相连，与岷江上中游保持着密切的往还互动和相互兼容，使岷江上中游文化成为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四川盆地四面高山环抱，历史上是有名的“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致使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蜀文化必然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但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反相成的性质，正因为蜀道之难，反而激励起蜀之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于是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文化，文化又在一定意义上改造环境，进而铸就了蜀之先民于封闭中求开放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兼容和开放终于成为蜀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从自然地理审视，蜀文化同周围不同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盆地周围（尤其是北方）的崇山峻岭。蜀之先民为了打破盆地地缘的封锁，创造了高超的栈道和绳桥技术（现在剑门关、广元等地仍保存有栈道，20世纪60年代连接都江堰内外江的竹索桥以及四川阿坝州，至今仍可见到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则是多种类型的绳桥的代表作），克服了地域狭隘的封闭性。借助剑门关、广元等地的古栈道，蜀地得以与陕西等中原地区沟通，蜀文化得以与原本就是同一血脉的中原文化交流，而蜀文化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在礼制、风习、价值观和历史观等方面的影响。

四川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与江汉平原相通，蜀通过巴，与楚江水上下，一苇可航，“蜀风”早与“楚流”交流混融，从古至今，蜀文化都与楚文化具有紧密联系。

在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中，分别出土了海贝、象牙，阿坝州茂县则出土了琉璃珠，这些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和南海的物品，充分证明蜀之先民与南方世界早有交通和交流。最迟到汉代，从蜀到印度、中亚再到西亚，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今天被学术理论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据考证，“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缅甸的密支那或八莫，经“滇越”乘象国（今东印度阿萨姆邦），到达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直至中、西亚。另一条是东道，从成都出发，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西道重合。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蜀文化主要与云南、贵州地区的南中文化有着密切的往还交流和相互兼容。西南各民族密切的往还交融，又为蜀古代文化中心的形成，培育了深厚的文化温床。蜀文化又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南中、中原、楚文化相互渗透影响之外，主要还表现在对滇黔文化的辐射，并远达东南亚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汉唐以后，文化的交流更多地体现在人才的双向交流上。这一方面如明代状元杨慎所说：“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别乡”；一方面又如清代学者赵熙所说：“从古诗人多入蜀”。这种人才频繁的双向交流，使蜀文化不断推陈出新。正是依据上述自然的和超越的地理特点，不仅使古蜀像一座大水库，汇纳南、北、东、西文化，而且使古蜀像一个聚宝盆，会聚周边农耕、游牧、渔猎文化，进而使蜀文化在更多的方面走向全国，进一步推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水乳交融的历史步伐。

蜀文化兼容并包，渴求开放特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移民有关。从先秦时期起，历代的蜀都容纳了东西南北四方众多的移民。从历史记载看，主要是外地人单向移入四川，而鲜有四川人大规模向外移出。秦汉时期周边向蜀的移民，客观上带来了周边的多元文化；蜀汉时期上层荆州士人集团及大批普通民众的迁入，客观上整合了巴蜀文化；隋唐五代，巴蜀经济昌盛，文赋繁华，吸引大批文人墨客入蜀，大批文人的流寓，不仅使蜀成为全国文化最盛的地区之一，而且促进了蜀文化与各种文化的大交流；清初至乾隆的“湖广填四川”，一方面恢复了蜀地战乱后的人气，复垦了因战争而撂荒的田地；另一方面加速了楚文化、粤文化与蜀文化的融会。历史上这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带来文化的大交流和大交融，使蜀文化杂糅各家，兼容并包，灿烂辉煌。

追求和谐，讲究休闲

早在汉魏之际，蜀就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的重要起源地。大邑鹤鸣山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青城山是道教第五洞天，天师道（五斗米道）成为全国道教的主干，铸成蜀文化的突出特征———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深受道教思想浸润的蜀文化从来不把自然视为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始终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道教发源地之一的蜀，其文化历来重视“无为”，其要义是：“道”乃宇宙万物的根源，“道”是“无为”而自然的，智者应该而且必须体会天地自然的规律，顺其自然地把握自己，成就完整的人生。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都江堰先进完善，蜀地农田可自流灌溉。正因为自然条件优越，不愁吃穿，所以蜀人逐渐形成奢靡风俗，《华阳国志》称蜀人“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唐宋以降，蜀人小富即安，追求享乐，醉心游玩，不求宦达。时代不同、俗应有异，然而蜀人易于满足，耽于享受，溺于休闲的习性和传统，古今皆然，君不见今天成都平原处处可见的茶楼（馆）、声声相闻的麻将声！

传承文明，积淀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