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戊戌政变记是文章专集。晚清 梁启超所撰。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共五篇。

梁启超生平传略见前文。作为 戊戌变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 梁启超，由于亲自参与了维新变法，亲眼目睹了 戊戌政变的前后始末，所以，在此书中，他详细地论述了戊戌政变的发起与终结，分析了戊戌政变的原因。

第一篇改革实情

中日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尤其是《马关条约》的签订，给平静、苟安的中国社会沉重一击。诚如 梁启超在此篇开头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甲午战败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人民大众、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及在朝官员、封疆大吏都卷入为国家、为民族而忧虑、而愤慨、而抗争的热潮之中。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社会各阶层的爱国人士都用自己所能采取的方式表达爱国的热忱。然而，既不能再战、和又受屈辱的形势已呈现在人们面前，人们十分愤慨，痛定思痛，把谴责的目标集中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受到维新改革的必要。在这种形势下， 康有为发动了 公车上书，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

1895年3月， 康有为、 梁启超以举人的身份到北京参加会试。4月，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全国舆论沸腾，立即掀起反对割地求和的热潮。由 梁启超等发起，联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共推 康有为起草万言书，集合了一千多名举人签名。5月2日，举人齐集都察院门前请愿上书，向朝廷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要求，这就是著名的“ 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签订《马关条约》，主张迁都与日本再战，而更重要的是“变法成天下之治”的主张。清朝本来有严禁读书人干预朝政的制度， 公车上书冲破了朝廷的禁令，向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勇敢地提出社会制度的改革方案，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色彩。

“ 公车上书”之后，资产阶级 维新派从两个方面开展活动：一方面是立学会、办报纸、兴学堂，另一方面是上书皇帝，即“上书求变法于上”，“开会振士气于下”。 维新派倡导立学会、办报纸、兴学堂的活动方式是直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在兴 民权、开民智的思想指导下，冲破封建朝廷的禁令，争取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民主权利的主要内容。 维新派在大力开展立学会、办报纸的群众活动的同时，以更多的精力上书皇帝。他们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把变法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以为只要皇帝赞成变法，下一纸诏书，全国实行起来，事情就可以解决。为些， 康有为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屡次受到封建 顽固派的阻挠，第六次上书终于上达，这份上书对光绪帝痛下决心颁布“诏定国是”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对百日维新的新政措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康有为的历次上书终于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同，光绪皇帝决定实行变法改革。1898年，维新改革的新政时期开始。

二篇废立始末记

正当 维新运动进入高峰， 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开始新政改革之际，以 慈禧太后为首的 守旧派也开始行动起来。就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的第四天， 慈禧太后逼迫光绪皇帝连发三道上谕，除罢黜翁同和外，还有两项重要的措施。其一、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 皇太后前谢恩。这道上谕暴露了 慈禧太后企图再度“临朝 训政”的野心。按成例，凡已归政的 太上皇、 皇太后有赏于大臣，应由皇帝代奏谢恩，表示尊崇。现在 慈禧太后突然命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显然是她企图操纵用人大权，既笼络上层官僚，又防止光绪皇帝任命 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枢密权力中心。其二，任命其亲信 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这是 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 荣禄本是朝廷京官，时任 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在军机大臣翁同和被罢免之后，西太后有意将军机大臣的职位授与 荣禄。 荣禄却自求 北洋大臣职，“意在揽握兵权”。 慈禧太后通过 荣禄把京畿地区的军事力量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新政时期， 慈禧太后和 守旧派积极策划废光绪皇帝。 内务府总管大臣立山等率属僚数十人一起跪在 慈禧太后面前，控告光绪。 守旧派又运动手握重兵的 荣禄策划政变。 荣禄本人也以密谋政变为己任，曾扬言：“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在他离京上任时，曾亲自再三恳请 慈禧太后 训政，与 慈禧太后多次密商，政变的阴谋在 守旧派的最上层集团中有所酝酿。待慈禧太后为 守旧派抓住军政实权后，他们便认为稳操胜券，“西后与 荣禄等既布此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

荣禄这时对守旧诸人求助的答复是：“如俟其乱闹数日，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手？”此外，满洲权贵、内务府诸臣率先奔赴颐和园，跪清 慈禧太后临朝“ 训政”。御史 杨崇伊拟请太后 训政的奏折得到 荣禄、庆亲王奕?诸权贵的赞同。 训政虽未立即实现，但政变的酝酿已接近成熟。9月21日凌晨，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当天宣布 训政，由她重新掌握政权。关于这次“ 训政”， 梁启超认为，此次乃废立而非训政。

在书中， 梁启超说：“或问曰：‘今次之政变，不过垂帘 训政而已，废立之说，虽道路纷传，然未见诸实事。今子乃指之为废立，得无失实乎？’答之曰：‘君之所以为君者何在乎？为其有君天下之权耳。既篡君权，岂得复谓之有君？夫历代史传载母后乱政之事，垂以为诫者，既不一而足矣。然历代母后垂帘，皆因嗣君幼冲，暂时临摄，若夫已有长君，而犹多专政者，则惟唐之武后而已，率乃易唐为周，几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类也。’”慈禧“ 训政”之后，维新变法遂告失败。

第三篇政变前记

维新改革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其锋芒所指，直接朝向封建 专制制度及其腐朽势力，因此，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及盘踞要津的官僚必然进行抵制和攻击。 维新派的革新进取精神和惊世骇俗的举动也为因循守旧的世俗所不容而遭致非议。 维新派抓住光绪，开明官员更拥戴光绪为首领。于是，以 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便极力削弱光绪的力量，凡表示支持光绪的均遭贬斥。吏部侍郎 汪鸣銮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受到光绪几次召见，为 慈禧太后所猜忌，被革职。 户部侍郎长麟反对撤帘归政的 慈禧太后操纵政权，掣肘光绪，也被革职。 珍妃的亲兄、时任 礼部侍郎的志锐在 甲午战争中支持光绪主战，弹劾 李鸿章妥协避战、因循玩误、被 慈禧太后贬往新疆 乌里雅苏台。

翁同龢的门生、受到光绪皇帝厚遇的翰林院 侍读学士 文廷式，由于力主变法，与 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常集合开明官员、维新人士议论时政，被 慈禧太后逼光绪下令将他革职，驱逐回籍。翁门弟子 张謇慑于 慈禧太后的淫威，引退回籍，转而经营工商业。百日维新伊始， 翁同龢为光绪皇帝起草“ 明定国是”上谕，为 慈禧太后所忌恨，终于于“明定国是”后的第四天被“开除回籍”。至此，光绪的亲信大臣基本上被革斥殆尽， 慈禧太后逐步地将光绪的羽翼全部剪除。

第四篇政变正记

1898年八、九月间， 守旧派企图政变的迹象逐渐显露， 维新派不能不筹划对策。 康有为想争取 袁世凯。以借用其武力保卫新政。 袁世凯为人阴险狡诈。他投机加入强学会，表示拥护维新变法，但他又是 荣禄的亲信将领之一。在 荣禄的北洋三军里，他统率的乃是清军中的劲旅。凭靠这支军队， 袁世凯成为军队的实力派。 维新派被 袁世凯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想依靠他来保护新政。 康有为向光绪推荐 袁世凯，还写了一道密折交 谭嗣同递上，请求光绪“结袁以备不测”，意思是要联络袁世凯，依靠其武力。以防备事变，指出这是解救当前危局的唯一办法。

光绪采纳 康有为的建议，连续两天召见 袁世凯，授予侍郎侯补，专办练兵事宜，并嘱袁世凯：“此后可与 荣禄各办各事”，意为不受荣禄节制。新旧两派势力的斗争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在时局紧迫之际，光绪皇帝特地密诏给 杨锐，称：“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愿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尔等与 林旭、 谭嗣同、 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 封奏。” 维新派又听说 顽固派策划趁十月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废黜光绪，于是决定孤注一掷，让 谭嗣同说服 袁世凯，叫袁世凯举兵勤王，杀 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他们把皇上的命运，他们自己的命运、连同整个新政的命运全都寄托在 袁世凯身上。但 袁世凯阴谋骗过 维新派诸人，于9月20日向光绪请训回到天津后，便向荣禄告密。然而， 荣禄尚未来得及报告 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已在北京发动了政变。这就是 戊戌政变。

政变后，大部分新政被推翻、废止，重行禁止士民上书；废官报局，查封全国报馆，严拿报馆主笔；禁止集合结社；新政所裁减的闲散衙门，如詹事府、通政司等予以恢复，又废农工商总局；恢复马步箭弓刀石的武试和八股取士的文试制度，罢经济特科，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中、小学堂。大权被 慈禧太后所掌握，皇帝徒有虚名，改革之事，遂成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