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谧
2皇甫谧(215年-282年),字士安,幼名静,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朝那镇)人,西晋学者、医学家,曾祖父为东汉太尉皇甫嵩1。
皇甫谧出生不久,母亲便与世长辞,从此家道中落,他被过继给叔父,并迁居到新安(今河南渑池县)。皇甫谧拜同乡名医席坦为师,发奋读书,夜以继日,26岁时,因汉前纪年残缺,他就俯案经传,旁采百家。46岁时他已成为声名鹊起的学者,魏相司马昭下诏聘他做官,他不去,写了一篇《释劝论》作为回应,继续专注于典籍。武帝多次下诏逼他到朝廷做官,他上书自称草莽不足以为官2。
皇甫谧传世之作《黄帝针灸甲乙经》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享有非常高的历史地位,被誉为“针灸鼻祖”。他还编撰了《历代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元晏先生集》等书,在医学史和文学史上都负有盛名2。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皇甫谧
- 别名
皇甫静
- 民族
汉族
- 出生日期
215年3
- 逝世日期
282年
人物关系共1人

人物生平
出身名门
皇甫谧出身于东汉名门世族,六世祖皇甫棱为度辽将军,五世祖皇甫旗为扶凤都尉,四世祖皇甫节为雁门太守4。节之弟皇甫规是个文武全才,时为安羌名将,官至度辽将军、尚书,封寿成亭侯,为凉州三明之一。曾祖皇甫嵩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官拜征西将军,太尉。后来,皇甫氏族渐趋没落,但朝中大仍不乏做官之人,皇甫谧的祖父皇甫叔献,当过霸陵令,父亲皇甫叔侯,仅举孝廉。
家道衰落
皇甫谧生后遂丧生母,家道更加衰落,过继给叔父,十五岁时随叔父迁居新安(今河南新安县),在战乱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自幼贪玩不习上进,跟村童编荆为盾,执杖为矛,分阵相刺,嬉游习兵。年二十(公元234年)。仍游荡无度,犹不好学,人以为痴。一次,谧将所得瓜果进献叔母任氏,任氏说:“《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何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成仁,曾父烹豕从教。岂我居不卜邻,教有所阙,何尔鲁纯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与我何有。”5(《晋书·皇甫谧传》)因对之流涕,谧甚感痛,遂拜乡人席坦受书。
发奋著述
皇甫谧从此改弦易辙,矢志发奋读书;二十六岁时(公元241年),以汉前纪年残缺,遂博案经传,旁采百家,著《帝王世纪》《年历》等;四十岁(公元254年),叔父有子既冠,丧所生后母,遂还故乡;四十二岁(即公元256年)前后得风痹症,悉心攻读医学,开始撰集《针灸甲乙经》6;四十六岁(公元260年)时已为名声鹤起的著名学者,魏相司马昭下诏征聘做官,不仕,作《释劝论》,仍耽玩典籍,忘其寝食,时人谓之书淫;五十一岁时(公元267年)晋武帝续诏不仕,相传曾到陕西陇县龙门洞、平凉崆峒山避诏;五十三岁时(公元269年),武帝频下诏敦逼,上疏自称草莽臣,乃不仕;五十四岁时(公元270年),又举贤良方正,不起,自表就帝借书,武帝送书—车;六十—岁时(公元277年),帝又诏封为太子中庶、议郎、著作郎等,皆不应,著惊世骇俗的《笃终论》;六十八岁时(公元282年),《皇帝针灸甲乙经》刊发经世,皇甫谧在张鳌坡去世,其子童灵、方回,尊父笃终遗训,择不毛之地,将其俭礼薄葬于塬边。世人称之为“皇甫冢子”。
明朝嘉靖年间,皇甫谧得以从祀景惠殿三皇庙7。
主要成就
意志品德
残酷的社会生活环境,铸就了皇甫谧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人格,影响并激励着后人。当他发奋读书,名声渐起时,周围的人就劝他修名广交,他认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作《玄守论》,提出了“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的观点,表达了他不与世俗流趣,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思想。《晋书·皇甫谧传》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皇甫谧姑母的儿子梁柳当了城阳太守,将赴任,人们劝皇甫谧为其饯行。他回答说:梁柳未当官时到我家里来,我迎送他时门都不出,吃饭时只不过上一点咸菜,穷人都不认为酒肉是好朋友。今天他当上了郡守,我若为他饯行,那就是看重城阳太守而轻视梁柳,不符合古人之道,我心中不安!
医学贡献
皇甫谧小时候,过继给叔父,迁居新安(含河南新安县)8。叔父、叔母,尤其是叔母,很疼爱他。而皇甫谧自幼贪玩,无心向学,人们笑他是傻子。到了十七岁,人高马大,竟“未通书史”,整天东游西荡,象脱缰的马,叔母对皇甫谧如此调皮捣蛋非常气愤,恨铁不成钢,常常为他的前途而忧虑。一天,她把贪玩的皇甫谧赶出家门,想要教训他。谁知他到了外边弄来了香瓜、甜果之类,洋洋自得地呈献给叔母,以为如此“孝顺”一番,便可平息叔母的盛怒。谁知叔母更加气愤,接过瓜果,狠狠地摔在地上,流着泪说:“你快二十岁了,还是‘志不存教,心不入道’,你要真心孝顺父母,就得‘修身笃学’”。他很受感动,噙着泪花发誓要悔过自新,改弦更张,矢志苦学。从此以后,他刻苦攻读,虚心求教,一天也不懈怠。下定决心要编著一部针灸学专书。
人们不禁会问,皇甫谧面对血腥风雨、贫病交加的社会生活环境,为什么会不被高官所动,不为富贵而移,迎风而立,以超常的毅力,耽玩典籍,著书立说,成为千古学者?也许我们从他的宇宙观即哲学思想中能找到答案。他和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一样,没有系统地探讨过自然界的本源、本质,也没有留下专门的论述和专著,但从他传世的大量著作中,仍然可以窥视他的哲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