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概况

《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华阳”一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华阳黑水为梁州。”意思是说梁州北至华山之阳，西至黑水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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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唯有天汉，鉴亦有光。实司群望，表我华阳。”且注释说将汉水作为华阳地区的标志。

《华阳国志》所记地区为《禹贡》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华山之阳、汉水之南而得名为“华阳”。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此书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史料可靠，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

《华阳国志》全书十二卷，约十一万字。全书内容，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其中也记载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史、民族史、军事史等，但以记地理为主，其类似于“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这一部分略似“正史”中的本纪；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这部分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

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前言》里指出：“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常璩将历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经济、人文等综合在一部书中，这点无论是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具备了方志的性质，但又明显区别于传统方志只偏重于记载某一地区的特点，这种区别，正是常璩之《华阳国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华阳国志》千百年来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并成为方志之鼻祖的主要原因之一。

《华阳国志》自成书以来，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唐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至于他方，罕闻爱异。其如常璩之详审……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

北宋学者吕大防在《华阳国志·序》中也说：“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徐广的《晋记》，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昭的《续汉志注》，李膺的《益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初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

当代人对于古代西南的研究，都把《华阳国志》作为重要的史料。尤其是攥写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方的史志，更是离不开《华阳国志》。

综上所述，鉴于《华阳国志》在研究古代西南史方面可提供重要的史料价值，以及后人因研究此书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得益于《华阳国志》中关于古代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物产资源、生态、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记载，其成果对于今人研究西南社会发展、探究西南经济发展规律等诸多研究领域提供了历史依据和参考价值。

研究现状

从前的目录书，或者把它列为霸史，或者把它列为伪史，也有归入别名或杂史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它列入地方志。根据它叙述古代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三省一市的历史地理情况来看，作为地方志比较合理。

国内学人对《华阳国志》的研究，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史料的引用上。从20世纪初至1979年，对《华阳国志》的研究比较缓慢，因为《华阳国志》自问世至20世纪前的一千六百多年间，竟未出现过一本注释，也没有出现过一部整理研究的专著。也就是说，对《华阳国志》的研究，确切地说是从20世纪开始的，但是前80年的研究速度相对缓慢，而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不多。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有著名学者朱士嘉对《华阳国志》版本的研究论文《华阳国志版本考略》，有著名学者顾颉刚写于40年代的《<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有姚思廉《<华阳国志><晋书·地理志>互勘》等等。

而这一时期，对《华阳国志》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他着手搜集资料并对《华阳国志》进行校勘、标点、考证、注释、辑佚等一系列工作，并于1961年就完成了初稿。

据《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跋》记载，十年浩劫中，其初稿第一、二稿分别留在川大历史系、川大图书馆。此初稿曾先后经冯汉骥、蒙文通、徐中舒，刘运寿、吕子方各位著名学者的审阅，第三稿经过张秀熟先生的批注。

真正对《华阳国志》的研究和整理取得丰硕成果是从1980年到20世纪末的这20年间，尤其是1984年和1987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的刘琳之《华阳国志校注》和上海古籍出版出版的任乃强之《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两部专著相继问世，成为《华阳国志》整理研究工作繁荣兴盛的标志。

特别是《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991年荣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一等奖，1993年又荣获全国首届国家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