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是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军队在刘渊之子刘聪率领下击败西晋京师洛阳的守军，攻陷洛阳并大肆抢掠杀戮，更俘掳晋怀帝等王公大臣的一场乱事。及后导致西晋于316年灭亡1。
西晋八王之乱，政权衰弱，经济残破，社会矛盾尖锐，蛮族趁机发动战争。永兴元年（304年），南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省离石县）起兵，建立汉赵政权。永嘉三年（309年），汉赵两次进攻洛阳，被击退。永嘉五年（311年），刘渊之子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宁平城之战中歼灭晋军主力，杀晋太尉王衍及诸王公，攻破洛阳，俘获晋怀帝，杀王公士民十万余人。永嘉七年（313年），晋怀帝被杀死，司马邺于长安即皇帝位，改元建兴。后建兴四年（316年），刘曜又攻入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318年初，晋愍帝被杀死。永嘉之乱使得中国北方经济完全崩溃，中国再次走向分裂。中国北部进入战乱不休的五胡十六国；南方则建立起东晋政权，史称“衣冠南渡”12。
“永嘉”是西晋怀帝司马炽在中原所立年号，正值西晋末年，诸王相攻，五胡乱华，盗贼蜂拥，流民四起，天下汹汹，民不聊生，怀帝本人于此遭掳，酿成了史不绝书的“永嘉之乱”3。
战争背景
政治
八王之乱
晋武帝灭亡东吴政权，统一天下，但是，他完成大一统之后就开始纵情声色，又无远大眼光，拒绝徙胡，反接受大批匈奴归附。“及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即持这种观点。同时，武帝以宗室屏藩而行封建制，却引致持续十六年的大混战八王之乱，令晋朝实力严重下滑。八王之乱战火东起河南邺郡，西至长安，范围不限于中央，导致生灵涂炭，盗贼四起。中原地区虽然经由曹魏及晋初数十年的整饬，但尚未完全重建，逢此变故，人民战死饿死百万以上，令晋室国力大减。八王之乱后期，晋室分裂，匈奴刘渊占据平阳、氐人李雄占据成都。羯人石勒、王弥等率军队乘虚流窜，转战大河南北。房玄龄等编纂的《晋书》，将八王之乱视作永嘉之乱的一个主要原因。
政治腐朽
西晋政治黑暗，士大夫虽身系国家要职，为求明哲保身，崇尚清谈，相率鄙弃政事俗务，以此为清高，如王戎、王衍、乐广等，位居三公，平日不论世事。
钱穆《国史大纲》谓西晋由君主至世族皆无气节。因此钱穆评谓：“君臣男女，无廉耻节，犹不如胡人略涉汉学，粗识大义。”
权臣擅权
在永嘉之乱已露端倪时，八王之乱的胜利者司马越着意于晋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晋惠帝中毒身亡后，司马越拥立司马炽、杀司马覃，借以打压羊皇后的势力；不久司马越与晋怀帝司马炽又矛盾激化，于是他在外安插党羽、在内威逼晋帝，结果既因所托非人使洛阳失去屏障，又因心怀不臣加剧晋廷内部矛盾，并且未能及时对刘渊和石勒进行有效打击，对永嘉之乱的扩大起到推动作用。
民族
汉魏以来胡人内徙
两汉以来，不断与西北外族作战，战后基于“柔远人也”的观念，把投降的部落迁入塞内，与汉族杂居。如汉文帝时，晁错建议用重赏厚酬招胡民实边；汉宣帝时，纳呼韩邪“保塞内附”；东汉光武亦曾徙南匈奴数万人居西河。凡此种种，都是“容胡”的措施，即使曹操也将降附的匈奴分为五部；分别居於山西汾水等地，也不能挽回局势。到晋武帝的时候，郭钦指出“西北诸郡，皆为戎居”。惠帝时的江统也强调关中百多万人口中，“戎狄居半”，并州匈奴五部之众，人至万万。随时会引发变乱。
西晋王朝未能徙胡
西晋初年，不少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势如弧形，包围晋都洛阳，形势极不利。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钦请求徙胡族于塞外，并让汉人充实边境以对抗外族的祸患，然而晋武帝并没有采纳。晋惠帝元康元年，江统作《徙戎论》，讲述胡人的隐患，主张徙胡。晋惠帝也没有采纳。当时形势已积重难返，即使要他们“各附本种，还其旧土”，也不可能，因此徙胡的论述到最后都成空谈。加上政府容许胡人移入，最终只能加深胡汉两族的矛盾。
胡族武装逐渐强盛
东汉末年，朝廷与州郡为挽救战乱的颓势，于是招募胡兵，如汉灵帝以南匈奴兵助平黄巾。魏晋也继承这“用胡”政策，曹操用氐族兵，又将匈奴编入军队，增强战斗力。晋武帝任命匈奴人刘渊为北部都尉、惠帝任命刘渊为五部大都督。“用胡”的策略在八王之乱时更为普遍，如王浚，司马腾用鲜卑人，成都王用匈奴。然而用胡的同时，胡人也知道了晋王朝的虚实，只要时机一到，一呼百应，便能起兵作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