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介绍

东林学派亦称“东林党人”，但所谓“东林党”一说，纯属穿凿附会，从未真实存在过。天启五年（1625年），权阉魏忠贤大肆打击、迫害异己，使人将凡是与东林学派有过较为密切来往的、被东林派赞扬过的官员，罗列一个清单，编著为“东林党人榜”，颁布天下，共有三百多人名列其上，“东林党”的正式称谓由此而来。其时，顾宪成早已死去四年了。黄宗羲与东林学派颇有渊源，甚知其中详情。他在《明儒学案》中说：“东林之名，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倚附者亦不过数人耳，以此数人者而名为党可也。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奄人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由此而逆推之，则劾江陵者，亦可曰东林也；劾分宜者，劾刘瑾、王振者，亦可谓之东林也。然则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攻东林者加之名目而已”。

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因创办时间较早，在国内久负盛名。北宋时期，在我国东南地区理学思想 尚不够普及发展的情况下，福建将乐人杨时即于政和元年（1111）在无锡亲自创立了东 林书院，并长期居此讲学。杨时字龟山，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的嫡传高足 。二程对杨时都非常器重。一次杨时南归，程颢亲自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杨时后 来成为北宋理学南传的重要人物。东林书院为宋代理学在我国东南地区主要传播活动中 心。元代书院荒废。明代中期曾多次建议在原址修复，因经费等原因没有实现。明万历 三十二年（1604），无锡顾宪成原在吏部供职，因荐举人忤旨被罢官里居，在家乡讲学 多年，急需有个合适场所，以供讲学活动之用。为了继承发扬先贤杨时讲学遗志，于是 与高攀龙等人商议并呈请官府，得到批准同意及乡里士绅同人的大力支持，随即共同捐 资于杨时讲学原址兴复修建了东林学院，并用官资于书院左偏同时建了道南祠，用以纪 念祭祀杨时。道南祠因程颢送杨时时所说“吾道南矣”而得名。杨时是东林书院创建的 先辈大师，又系北宋理学南传即“道南系”的主要传人，他被尊为闽学鼻祖，杨时在无 锡及东南地区有许多学脉传人和知名弟子。如南宋时期无锡尤袤、福建朱熹和长沙岳麓 书院山长张 都是杨时传人弟子。

明代所建的道南祠为书院祭祀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分大门、前堂、享堂三个部 分。大门左右联曰：“伊洛渊源旧渊梁溪俎豆新”。前堂三楹，内悬联曰：“道幸南来 溯本本原原洛水薪传延一线，恩由北至看承承继继锡山俎豆永千秋”。享堂三楹。内中 凡设几案五，当中供奉杨时神像，左右四龛内奉配宋、元、明等诸贤神位。享堂内悬匾 曰：“伊洛正宗”。悬联曰：“载道而南揭理一分殊之旨十八年春风化雨，奉神以祀萃 仁至义尽之儒两三朝威凤祥麟”。从以上题联匾额内容上看，一是指出理学宗传，二是 赞扬杨时理学思想和学术地位，三是肯定杨时在东林讲学功绩。故明代书院建成凡举行 会讲时，主讲者都要依例率领各郡各县各地前来参加讲学的学者整肃衣冠至道南祠向杨 时神像等前贤行四拜礼，然后才入座讲学。以此来加强对学者的理学思想薰陶和传统教 育。而且春秋举行公祭。同时，明代举行会讲时，凡由弟子门人所记主讲人的“语录” 、“揭示”等精辟论述，经主讲人审定后即交由专门书刻人在道南祠付梓刊行。有时在 书的扉页上还刻上“道南祠藏版”字样。所以道南祠也是无锡地区较早的编辑、刊刻、 出版传统文化图书的重要场所之一。此祠从明代经历朝修复一直沿存至今。

明代东林书院重修后，主要建筑有：书院大门、石坊、泮池、仪门、丽泽堂、依庸 堂、典籍室、祭器室、左右长廊等。各堂室内桌凳案几、图书典籍、钟鼓祭器等及匾额 楹联一应俱全。院内遍植松柏梓柳、桂梅桐竹等。常年林木苍翠，群芳吐艳。院左屏峙 城垣，西映惠山，东、南河流近绕，整个书院环境静寂，是讲学的理想场所。

东林书院订立有一套比较完整的院规和会约仪式。并于修复后的当年十月开始正式 举行会讲。以后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定期举行。先后担任书院主讲者有顾宪成、 高攀龙等人。东林讲学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举贤育才，强调德性修养，立志做人。二 是提倡兼听，博采众长，不执门户之见。三是反对空疏议论，提倡实际有用学问。四是 主张关心国事，志在社会民生。顾宪成曾指出：“官辇毅，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 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道义，念头不在世道上 ，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同时强调：“会不厌多贵其真，友不厌少贵其精”。这为 书院讲学确立了总体原则与接纳学人的思想宗旨。当时，江南士绅弟子及各地学人一致仰慕东林学风，都遥相应和，闻风响附，联翩来集，皆以东林为归。院内书室多为学人分寓，学舍至不能容。由是东林名声大著，引起朝野的普遍瞩目。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特别到明神宗统治后期，宦官弄权，边患频仍，名饷加派，人民负担沉重，政治日益腐败。以东林书院讲学为联系纽带并逐步发展形成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东林学派，他们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呼吁朝廷要惠商恤民等。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要求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集团的强烈忌嫉和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这就是“东林党”的来历。与东林党对立的有所谓齐、楚、浙党等派别。到天启年间，上述诸党统统趋附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此时，东林党人与阉党集团之间因朝政争论相互攻击达到公开不可调和地步。天启后期，阉人魏忠贤窃权乱政，向全国颁示所谓《东林党人榜》，公开逮捕迫害大批东林党人士。高攀龙力抗权奸，不屈逮辱，投水自沉。同时，由政争迁怒于讲学，又矫旨毁全国各地书院，禁止讲学活动。天启六年（1626），东林书院被限期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明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同时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崇祯二年（1629），无锡吴桂森应旨捐资修复了丽泽堂、东林精舍、书院大门院墙等。并于丽泽堂西营建来复斋三楹，作为自己的读书偃息之地，居中主持继续讲学。同时对书院原来讲学规条进行申订修改，以便符合时代变化需要。在吴桂森等人努力主持下，东林书院会讲制度及建筑逐步得到恢复。清康熙间，无锡高庆、道光年间，书院续有修缮。民国三十六年（1947），由吴稚晖、唐文治等人发起，对书院建筑进行全面修葺。1956年，东林书院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982、1994年，书院两次进行修缮。现存历史纪念建筑有石牌坊、泮池、东林精舍、丽泽堂、依庸堂、燕居庙、三公祠、东西长廊、康熙碑亭、来复斋、晚翠山房、东林报功祠、道南祠等。东林书院旧址以及明清讲学纪念建筑经历代修缮，基本保存较好。室内明清讲学桌椅陈设及主要楹联匾额也得到恢复。1994年以后，东林书院被无锡市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分别公布为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无锡是东林学派与东林党的发源地。明末东林学派是我国理学思想发展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学派。其学术思想对当时社会思想起到拨乱反正的重要推动和指导作用，并对后代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长期执讲东林书院的东林学派首领顾宪成一贯强调“实学”、“实用”，使社会收到“实益”。他曾撰有一副名联，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此联长期悬挂东林书院内。人们参观东林书院并见到这副名联，就会自然联想到东林学者提倡的关心国事、振兴吏治、廉洁奉公、关心民生疾苦的优秀学风以及大无畏抗击权奸、反对贪赃枉法、矢志革新朝野积弊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种学风精神长期深入人心，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对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和文化思想建设均将产生深远影响。

形成及其特征

神宗万历年间，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创建了东林学派。

形成

东林学派的形成，是十五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危机发展的结果，是在农民起义和新兴市民反封建斗争的震荡中产生的。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一部分在朝官吏、在野的地主士绅及其知识分子指责朝政腐败，要求改革。当顾宪成、高攀龙等一批敢于直谏的官吏被贬回乡时，并未消极隐居，仍“志在世道”，以国家兴亡为重。万历三十二年（1604），由顾宪成、允成兄弟倡议，修复东林书院，偕同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聚众讲学，并把读书、讲学和关心国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就是他们读书讲学而不忘国家安危的真实写照。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以东林书院为主体的东林学派，就在读书、讲学、救国的呼声中诞生了，以致像赵南星、李三才、邹元标、冯从吾、周起元、魏大中、李应升、杨涟等在朝的正直官员，也往往与东林书院的“讽议朝政”“遥相应和”。这样，东林书院实际上又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中心。

思想特征

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体现在政治思想上首先是反对封建独裁专制，极力抨击和反对大宦官大官僚的专权乱政，提出了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口号。他们强烈要求革新朝政，并提出“利国”“益民”的政治原则，把百姓看作社会的主体。在改革朝政方面，他们抨击科举弊端，提倡不分等级贵贱破格用人。他们提倡“依法而治”，试图以法治限制君权和“不肖者”的贪赃枉法。在经济方面，他们反对矿监税使的掠夺，提倡惠商恤民。东林名士赵南星则进而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把“商’与“士农”一样并列为“本业”，是对“重农抑商”传统思想的突破。

学术思想特色

与此相应，东林学派的学术思想也具有新的特色。他们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以能否治世、“有用”作为评价和衡量一切思想学说的标准和尺度。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脱离实际、言而无物的传统经院的不良学风。

在知行观上，他们批评了王学末流的只言本体、“不说工夫”，强调本体与工夫的合一；否定了“见（现）成良知”，改造了孟子的“良知良能”说，倡导经过“学”和“虑”而达到“良知良能”；并针对当时王学末流的“空言之弊”，竭力反对空谈心性，倡导“贵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