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1人

李士桢

父亲

李士桢（1619.4-1695.3)，字毅可，本姓姜，山东省昌邑市奎聚街办东隅村人。历仕至浙江布政使、江西巡抚、广东巡抚。李士桢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曹雪芹祖母之父。李士桢凭借在朝廷中的显赫地位及其与康熙之间的特殊姻缘关系，使他的儿子李煦在二十几岁便上任苏州织造，并监管盐务。清朝文人李士桢（约公元一八o八年前后在世）字广成，广东番禺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清仁宗嘉庆中前后在世。少负异才，为朱珪所重。嘉庆六年，（公元一八o一年）拔贡生。家贫，糊口四方，胡克家延之幕府。士桢工诗，与黎简游，简以为畏友。其诗镂刻心肝，不肯作一庸语，骈体文亦为吴慈鹤所称。著有《青梅巢诗钞》及《青梅巢外集》，《清史列传》并传于世。

全文

人物介绍

李煦（1655年—1729年）字旭东，又字莱崇，号竹村，李士桢长子。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二十九日生，正白旗荫生。溯自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三月接曹寅而出任苏州织造，前后凡30年，其间曾四迎奎驾，俱蒙宠遇。

李煦以父荫十六岁便入国子监读书，康熙十三年（1674），被授任为内阁中书，康熙十六年（1677），年方二十四岁的李煦授任广东韶州知府。后李煦妹嫁与曹寅为妻，曹寅出任江宁织造，李煦受任苏州织造。李煦的妹夫曹寅任江宁织造二十余年。李煦、曹寅，以及杭州织造孙文成三人，都不断向康熙呈递密折，奏报江南地方上的情形。其中极大部分是关于雨水、收成、米价、疫病、民情、官吏的名声等等。当时没有报纸，康熙主要从这些奏折中得知各地实情。

自李煦出任苏州织造后，康熙帝五次南巡，为报答皇恩，李煦、曹寅精心筹备、隆重恭迎，沿途设建康熙帝喜欢的宏伟建筑。康熙帝深感李、曹二人对他的忠心与虔诚，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加授李煦大理寺卿衔、加授曹寅通政司通政使衔。但筹备康熙南巡花费大量库银，致使苏州、江宁两地亏空很大，其中仅李煦亏空达五十余万两银。权利的膨胀给两家带来了荣誉和财富，但同时埋下了败落的隐患。

后江南亏空暴露，康熙深知其中情由，一面私下谕令李、曹设法补空，一面在众臣面前为他们设法开脱，并任李煦兼管巡盐务，以利于补完亏空。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寅病逝，李煦奏请康熙恩准由曹寅子曹颙袭任江宁织造监管盐务，两年后，曹颙病逝，李煦为保住妹妹（曹寅妻）以后的生活问题，又携曹頫进京面见皇上，康熙恩准曹頫继任，李煦继续与袭任江宁织造的外甥共事，时正值李、曹两家鼎盛时期，两府财富积累已相当丰厚，并且借康熙帝荫，两家在朝廷中地位显赫。康熙五十六年（1717），李煦亏空补完，康熙算是去了一块心病，他加升李煦户部右侍郎衔。

因李、曹两家与康熙第八子胤祀有姻亲关系，两家与八王府来往一直很密切，又因康熙年势已高，两家便把未来的筹码押在了胤祀身上，以求在胤祀如愿登后，能继续得到皇室的关照。两家不管在财力上还是在官场上，都给予了胤祀极大的支持，而当时胤祀也确实是最具有实力的接班人，并被朝廷诸臣所看中。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崩。令李煦没想到的是雍正即位做了皇帝，而雍正即位后首先想到的便是他的政敌，并于雍正元年正月初十，复查李煦亏空一案，查抄李煦家产。雍正五年（1727），山东巡抚塞楞额奏曹朋等运送缎匹沿途“骚扰驿站”，曹頫又被查处织造款亏空，曹家被抄。在查抄曹家的同年又查出李煦曾为阿其那（康熙第八子胤祀，“阿其那”为讨厌之意，雍正为其诏改此名）买过五个侍女，为此，李煦再次入狱，后来被雍正流放到打牲乌拉（今吉林省北部），两年后（1729），李煦溘然长逝，时年七十五岁。

抄家之后

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李煦名义上因巨额亏空而被抄家、押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驾崩，雍正即位。雍正上台伊始，首先是回收密折。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即圣祖崩驾后的第十四天，雍正便下谕旨：“所有皇考朱批谕旨，俱著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觉，断不宽恕，定行从重治罪。”雍正何以如此？“有人说是雍正帝为了完善密折的保密制度，有人说是雍正帝为了收回对其继统合法性的不利朱批，亦或者兼而有之吧”。这种推测自有一番道理，但不全面。其实，雍正之所以强令收回密折，就是想通过这一举措，查找异己，分析、确定将要打击的对象。据两江总督查弼纳称：李煦送回的奏折，共有599件，可保存下来的我们所能看到的仅有413件，而另外的186件哪里去了？恐是这186件密折上，写有对雍正不利的文字，被雍正抽出销毁了。果然，李煦在交回密折不久，便遭到雍正的严厉惩处。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李煦因奏请欲替王修德等挖参，而废其官、革其织造之职，请咨行该地巡抚等严查其所欠钱粮，将李煦之子并办理家务产业之所有在案家人，以及李煦衙门之亲信人等俱行逮捕，查明其家产、店铺、放债银两等，由该巡抚及地方官汇总另奏。”从此资料看，李煦被废官、革职、抄家的原由，仅仅是因为李煦“奏请欲替王修德挖参”。既是“奏请”，当然并没有形成事实，即便“欲替王修德挖参”一事有什么不妥，不予准允也就罢了，何至于大动斧钺，兴师问罪！然而雍正，恰恰以此为借口，抄了李煦的家。真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时，距雍正上台还不到两个月。不过，当李煦被正式“起诉”时，没提“挖参”一事，只说他“亏空银三十八万两”《内务府档案·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据当时的总督查弼纳奏称：若用其两处家产约十二万八千七百五十五两抵除，尚亏空二十五万多两。然而，经过对李煦等人的一番“夹讯”，到了该年的七月二十二日，隆科多转陈查弼纳奏折称：“查出李煦亏空银内，商人少给担赔银额及短秤银共三十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两，应由商人头目等追赔。”依照这个数，李煦的亏空银三十八万两除去商人应赔之数，实际上只“亏欠”一千一百六十两。这一千多两欠银，完全可以用家产抵偿，但，雍正依旧以“亏空官帑”为由，罢了李煦的职。将其房屋赏给了年羹尧；将其子女家仆男童幼女共二百余口，悉数逮捕，送至市场标价拍卖。就这样，一个钟鸣鼎食的簪缨望族，轰轰烈烈将及百载，转眼间便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准总督查弼纳来文称：李煦家属及家仆钱仲璇等男女并男童幼女共二百余名口，在苏州变卖，迄今将及一年，南省人民均知为旗人，无人敢买。现将应留审讯之人暂时候审外，其余记档送往总管内务府衙门，应如何办理之处，业经具奏。奉旨：依议。钦此。经派江南理事同知和升额解送前来。等因。当经臣衙门查明，在途中病故男子一、妇人一及幼女一不计外，现送到人数共二百二十七名口，其中有李煦之妇孺十口，除交给李煦外，计仆人二百十七名，均交崇文门监督五十一等变价。其留候审钱仲璇等八人，俟后亦交崇文门变价。等因。为此缮折请旨。送请总理事务王、大臣阅过，交奏事双全、员外郎张文彬等转奏。奉旨:大将军年羹尧人少，将送来人著年羹尧拣取，并令年羹尧将拣取人数奏闻。余者交崇文门监督。钦此。（译自内务府满文奏销档）上文提到了李煦家族被查抄时的情况。由此可知，起初李煦的家属与奴仆因案件被籍没后就地于苏州变卖，却无人敢买。李煦李鼎父子被送往审问，其余人口被纪录并押往内务府衙门，经审议，家属免于变卖，而剩下的仆人二百余名，或赏给功臣，或遭变卖。

由于李煦家的罪名为“三十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两”，查抄后家产抵押后“尚亏空二十五万多两”，但因为在押的李煦李鼎父子迟迟未被定罪，此案情变得遥遥无期，在此期间，李煦家因抄家而毁灭，家属妇孺十口被押送到内务府做奴仆。原来李煦家族世代为内务府的包衣奴，即直接为大清皇家服务的奴隶。（李煦与康熙的关系，非同寻常。其一，他的母亲文氏，曾为康熙奶母，康熙幼年丧母，所以对奶母的感情尤深。另，康熙幼年出疹，生命垂危，几成不治，所有人都放弃了，唯独奶母侍奉如常，给食给药，使康熙度过一厄。以至几十年后康熙南巡时，见到奶母，恭称为“此吾家老人也”。*(这些内容种的部分一说指曹寅之母孙氏）因此，李煦与康熙实为奶兄弟；其二，李煦儿时，常和康熙在一起玩耍嬉戏，彼此相处甚洽，亲密无间；其三，李煦的舅表妹王氏，初为康熙“密嫔”，后改封“顺懿密妃”，由亲戚关系来看，康熙当是李煦的舅表妹夫；其四，李家还有一秀女被选入宫。如此种种，李煦与康熙的亲近关系，便可略知一二。于是，康熙继位后，李煦很自然地就吉星高照了。起初，李煦官拜内阁中书、韶州知府、宁波知府、畅春园总管。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出任苏州织造，并先后八次巡视两淮盐科监察御史。在织造任内，因预备康熙第五次南巡有功（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议叙加衔为大理寺卿。）

此时的李家众人一无官职财力，二无皇上宠幸，只有卑贱的包衣地位。但包衣虽地位低贱，但内务府有供其生活钱粮的义务。当然，李煦的妇孺作为包衣，在京当服劳役，内务府绝不会让他们坐吃闲饭。十名口中有七人被派作奴仆。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鼎之妻已回京城娘家后，当被内务府发配到李荣保家为奴，做了后来谥号“文忠公”傅恒（李荣保第九子）的保姆。根据《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李煦案内有关顶替折价人折》所载，李鼎夫妇曾试图将家下人上报顶替以获得隐匿的机会，但不久事遭败露，李鼎将事实全盘供出，顶替事件也被指是其妻所为。李鼎之妻已潜逃回京城娘家，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前后，在家中被内务府佐领拿获，虽然其家族颇有权势，但也不敢违抗内务府之命藏匿包衣妇人，只得将人交出，着即被解送刑部，遵旨押送李荣保家为奴。李鼎之妻的余生也就被安置于李荣保家充仆妇，做了后来谥号“文忠公”傅恒（李荣保第九子）的保姆,她有可能是死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后。李鼎的妻子在家族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李煦家庭中，只有李鼎之妻为满洲人。《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838号《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李煦案内有关顶替折价人折》中，李鼎供称，"我岳父名班第（生前三等侍卫），业已亡故。我岳父之父，名陆伯赫，曾为工部侍郎，在镶白满洲旗"。据《清代职官年表》（第3269页）载，陆伯赫，即鲁伯赫，户部右侍郎，康熙三十八年（1699）改镶黄旗护军统领。可以得出信息，李鼎妻子出身显赫，而且是满洲八旗的后人，祖父官及侍郎。据考证，李鼎妻子十五岁便和李鼎成亲，（盖因李煦中年得子，所以对孙辈很重视。）雍正二年遭查抄之时应为二十九岁。虽然出自旗人贵族之家，但她嫁入李煦家后，名义上就同家族众人一样沦为了包衣人，故籍没时只剩包衣户籍的她应当按身份发给李荣保家做奴仆。由此可见，李煦家的妇孺从事各种杂役，并非因为生计，而是受到内务府的强制役使，原由大概是想借此抵消余下的欠款，用家属的劳动来抵债。若是为了生机，李鼎的妻子家族颇有权势，如今亲家落难，在经济上至少为了孙女，尚健在的鲁伯赫于理不会坐视不管。可是李鼎的妻子已经在身份上受到波及，在苏州一度被当作奴隶贩卖，后更是被押送至内务府，李鼎的妻子由于该案成了带重罪的犯人，加之包衣本应受奴役，相必娘家的人对此也是爱莫能助。按女使身份李鼎妻应当余生都在傅恒的家中做家奴，对于旗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但毕竟有满洲权贵的靠山，能获此差事已是万幸。一则李鼎之妻系内务府所遣，二则其终归为旗妇出身。三则李煦家既已败落，李鼎妻族也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失去了原本的权势，受内务府管理的李鼎之妻自知赎身无望，曾经在李家中颐指气使的她，只能安身为婢，尽心侍奉傅恒，以求善待。卸去钗钏，尊仆妇之礼，受人驱使，终日劳苦，不在话下。雍正二年（1724年）年仅二十九岁被发配到李荣保家为奴，她有可能是死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后，她在富察家为奴的余生，正见证了富察家最为兴盛的时期。李鼎之妻晚年身为傅恒的嬷嬷而受尊敬，虽为老奴死后却得以厚葬。应了红楼梦第十六回脂批:“文忠公之嬷。”内务府将这位出身旗人大族又是李家长媳的李鼎之妻罚为富察家的家奴，一是对她欺瞒之罪的惩罚，二来将出身高贵的罪臣妇女罚为文忠公之嬷也可看出富察家地位显赫。李鼎之妻贵为旗人，又是工部侍郎之后，竟辱没为功臣家的奴婢，家族中其余之人就更未能幸免。另有李煦的妾詹氏，菀氏并李鼎的二妾，身份上也属于包衣人，被发配到内务府的洗衣房做官奴。（李煦的继妻周氏因年老未派事。）而李鼐和妻子当于雍正三年由内务府安排在曹寅二女婿府上当仆役，但由于是李煦养子，雍正五年，总管内务府奏：该臣查得，现包衣佐领、管领养为子嗣之另户旗人之子、民人之子、自养生堂领来之子、家奴之子共计一千三百十六人。......所养民之子、自养生堂领来之子，请皆出旗为民。李鼐和妻子幸运的成为自由民。另有李鼎女湘云（待出阁，后嫁入曹家），子杏奴（年幼），未派事。

可悲的是，李家的噩运并没有因为被“籍没”而就此结束。雍正五年二月，因查出李煦在康熙五十二年，曾买了五个苏州女子送给雍正的政敌“阿其那”。于是，李煦因此立刻从“经济犯”变成了彻底的“政治犯”，罪名是“奸党”。：“议以斩监候，秋后斩决。”只不过随后雍正又“法外施恩”，批了个：“李煦着宽免处斩，发往打牲乌拉，钦此。”实际上，这是当权者的惯用伎俩，以示自己的慈悲为怀，宽宏大量。虽然死罪改成了活罪，但对李煦而言，已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了。因为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翁，被贬到北国苦寒之地，还不是死路一条？果然，不到两年，即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李煦便在打牲乌拉，冻饿而死，终年七十五岁。

相关奏折

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江南地区天旱，六月中降雨，李煦奏报收成及米价。康熙批：“五月间闻得淮徐以南时舛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寝食不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

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这样一个奏折：“恭请万岁万安。窃臣于去年十二月初七日，风闻太仓盗案，一面遣人细访，一面即缮折，并同无节竹子，差家人王可成赍捧进呈。正月十七日，王可成回扬，据称：‘无节竹子同奏折俱已进了，折子不曾发出。臣煦闻言惊惧。伏思凡有折子，皆蒙御批发下，即有未奉批示，而原折必蒙赐发。今称不曾发出，臣心甚为惊疑。再四严刑拷讯，方云：‘折子藏在袋内，黑夜赶路，拴缚不紧，连袋遗失德州路上，无处寻觅。又因竹子紧要，不敢迟误，小的到京，朦胧将竹子送收，混说没有折子，这是实情。’等语。臣煦随将王可成严行锁拷，候旨发落。但臣用人不当，以致遗误，惊恐惶惧，罪实无辞，求万岁即赐处分。兹谨将原折再缮写补奏，伏乞圣鉴。臣煦临奏不胜战栗待罪之至。”康熙朱批：“凡尔所奏，不过密折奏闻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将尔家人一并宽免了罢。外人听见，亦不甚好。”值得注意的，还不在康熙的宽大，而是他的基本心态：皇帝认为派人暗访密奏，是一件不光采、不名誉的事；不是堂堂正正的办事，就非光明正大的作风，无论如何不能让旁人知道。康熙批复密折，从来不假别人之手，一度右手有病，不能书写，勉强用左手批复。但在政治黑暗的时代，统治者派遣探子私访密奏，却众所公认是理所当然。这种对“特务工作”的价值观念，是政治清明或腐败的一种明显分野。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请安折子之中，又附奏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讯息。向皇帝请安，是“恭祝万岁爷万福金安”，该当大吉大利才是，死亡的消息必须另折奏报，决不可混在一起，否则有咒诅皇帝死亡的含义。李煦这个奏折犯了基本的忌讳，十分糊涂。奏折中说：“恭请万岁万安。窃提督江南全省军务臣张云翼，于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痈，医治不痊，于七月初三日巳时身故，年五十八岁，理合奏闻。苏州六月晴雨册进呈，伏乞圣鉴。”康熙见了这大不吉利的奏折，自然很不高兴，但申斥的语气中还是带了几分幽默。朱批：“请安折子，不该与此事一起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哪去了？”李煦见到御批，自然吓得魂飞魄散，急忙上奏谢罪，痛自忏悔。康熙批：“知道了。”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江宁织造曹寅奉命到扬州办理刻印《佩文韵府》事宜，染上疟疾，病势甚重。李煦前往探病，曹寅请他上奏，向康熙讨药。康熙得奏之后，立即朱批：“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赚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拿（即奎宁，原文用满文）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康熙连写四次“万嘱”，又差驿马赶急将药送去扬州，限九日赶到，可见对曹寅十分爱护关心。奎宁原是治疟疾的对症药物，但曹寅可能有其他并发症，终于不治逝世。康熙甚为悼惜，命李煦妥为照顾曹寅的遗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