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5人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杨度

杨度祖先世代务农，到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杨瑞生死里逃生。杨瑞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驻归德镇、朝阳镇等地。他的父亲杨懿生为第四子（次子、三子早夭），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是其长子，另有弟杨钧（字重子），妹杨庄（字叔姬）。杨度十岁丧父，过继给伯父。杨钧善诗、文、书、画、印，杨庄亦工诗文。杨瑞生驻归德时招杨度和妹妹到其府中。十六岁改名为度，字皙子。伯父迁关外朝阳镇时，杨度和妹妹回到湘潭。1

光绪十八年（1892年），杨度考取秀才。光绪十九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光绪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亦附和，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还乡，师从衡阳东洲、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壬秋，湘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杨度二十一岁时，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师生关系之亲密，杨度深受王闿运喜爱，并可以随便开玩笑。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在王闿运门学了三年，他醉心于王室帝王之术，这对他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杨钧、杨庄也学在王门，杨庄后嫁与王家四子。同门还有夏寿田、八指头陀、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

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杨度对新学也开始感兴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湖南新政，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蔡锷（艮寅）、刘揆一、杨度同在一起听课、讨论国事。

留学日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兴，即黄克强同学。受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激进，和湖南留日同乡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半年后在结业会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清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激烈辩论。不久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由此在中国留日学生得到支持和赞扬。为了筹办《游学译编》获得经费支持，杨度被迫回国。随后奉师命谒见了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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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杨度的共事和政敌梁士诒。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慈禧太后所恨，所以，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且在日期间有攻击朝廷，策论中有不满朝廷的言论，疑为唐才常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杨度避居家乡，娶妻中路铺黄氏仲瀛。不久，杨度再赴东京，入弘文学院学习。他的弟弟和妹妹作为湖南省第一期官费留学生早些时候（光绪二十九年）也留学日本。秋，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10月，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梁启超《新民丛报》，其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句（《湖南少年歌》全文）。此时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

光绪三十年（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此时在日留学生爱国热情高涨，保皇派、排满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杨度主张宪政，不介入两派论争。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具声望。蔡锷在留日期间“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根据他老师的对策，提出官绅筹款自办。拜见张之洞，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他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他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仍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立宪活动

杨度手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并称清国人“放纵卑劣”，留日学生群起抗议。杨度以干事长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在留日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自办学校，一派主张妥协。湘人陈天华愤然蹈海。作为总干事长杨度被一些人指责办事不力。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启超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是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不谈革命，只言宪政”，杨、梁分道而行。他发表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中国新报》、《新民丛报》、《民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还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同年，梁焕奎、范旭东筹备湖南宪政公会，有意拥杨度为会长。10月，杨度回国，恰伯父逝世。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杨度为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他仅有举人功名）。袁世凯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

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是统计局局长。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又怀有知遇之感。他认定袁世凯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袁世凯的幕僚。宣统三年（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大臣。他感到袁内部受到排挤。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因而与汪精卫一起发起“国事共济会”；他作为袁世凯的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民国元年（1912年）秋，黄兴在北京极力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没有答应。后来胡瑛等又请他入党，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他才可以考虑。他还请他的老师出山，王闿运曾任国史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