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简介

诗刊派和新月派，本属一派，甚难分别。《诗刊》见民国十五年在《北京晨报》上刊的，《新月》则民国十七年在上海办的。

在《新月》投稿多的，就叫他为新月派，该派重要诗人是孙大雨、饶孟侃、陈梦家、林徽因、卞之琳、臧克家、刘梦苇、罗隆基、蹇先艾、沈从文、孙毓棠等。

还有方玮德及其姑母方令孺。陈梦家《新月诗选》论及孙大雨说：“十四行诗（Sonnet）是格律最谨严的诗体，在节奏上，它需求韵节，在键锁的关联中，最密切的接合，就是意义上也必须遵守合律的进展。孙大雨的三首商籁体，给我们对于试写商籁，增加了成功的指望。因为他从运用外国的格律上得着操纵裕如的证明。”

名称由来

“新月派”是我国上个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盛极一时、影响颇大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为什么叫“新月”？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根据史料得知其命名者原来是我国著名文化名人、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先生(1892—1957)。

张彭春(字仲述)是南开校长张伯苓的胞弟。1904年张伯苓和严范孙创建了私立中学堂(南开学校前身)，张彭春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1910年，他考取了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同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人一起赴美留学。他在克拉克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课余的兴趣是研究戏剧，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

1916年夏天，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张彭春学成归国，回到南开任教。当时南开的新剧(即话剧)活动正蓬勃开展。由于张彭春擅长戏剧早就名声在外，所以一回母校便受到热烈欢迎，立即被推选为新剧团副团长。

1919年南开大学创立。为了适应未来更高的教学要求，张彭春再次赴美深造，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

在美国期间，张彭春结识了一位品学兼优的中国女留学生蔡秀珠，两人由相识到相恋。1921年1月，他们在纽约举行了婚礼。1922年4月，张彭春的论文《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通过了教育学博士学位。六月，长女明珉出生。

由于回国心切，张彭春夫妇抱着襁褓中刚刚满月的女儿就启程了。旅途漫长而艰辛：经欧洲、阿拉伯半岛、印度洋、新加坡、香港和上海，最后抵达天津。途中，年轻的母亲严重晕船，无法照料婴儿。此时婴儿突然发高烧，但是在旅途中没有条件治疗。回到天津后再去求医，才得知女儿染上了当时欧洲正流行的脑膜炎。因为未能及时医治，已经留下了后遗症。可怜的小女儿从此便落下终身残疾，这令初为人父母的张彭春夫妇深深感到痛心与内疚。

1923年9月，张彭春受清华学堂的诚聘，携带妻子女儿迁居北平，任清华教务长。同年十一月，他的次女诞生。女婴健康可爱，令夫妇俩欣喜万分。为弥补当初没照顾好长女的遗憾，他们对这个新的小生命百般呵护，并要给她起一个最美丽、最动听的名字。张彭春一向崇拜印度诗歌泰斗泰戈尔，热爱他的诗歌。因泰戈尔著有诗集《新月集》，所以张彭春为二女儿取名“新月”，英文名为“露丝”。

就在这一时期，张彭春正同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源(西滢)等文友筹备组织文学社，社名尚未确定。张彭春便把“新月”二字推荐给朋友们，大家欣然接受，于是就产生了“新月社”。

“新月社”最初以小型聚会形式出现，后发展成俱乐部形式举办活动。1924年4月，泰戈尔访华，五月八日在北平度过他的六十四岁生日。“新月社”为给老诗人祝寿，特地用英语排演他的著名诗剧《齐德拉》，邀请张彭春担任导演，由林徽因、徐志摩分别扮演剧中的主要人物，布景绘制者则是梁思成。五月八日、十日分别演出两场，鲁迅、梅兰芳等文艺界名人前来观看。演出结束，徐志摩满怀深情地说道：“我们几个朋友只是一般的空热心，真在行人可说是绝无仅有——只有张仲述一个……”

1925年20月至1926年9月，徐志摩主编北京《晨报》副刊，出版“诗刊”和“剧刊”，成为“新月派”的一个主要文化传播阵地，影响了新诗艺术的发展。1926年秋天，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社”成员或南下，或出国，俱乐部活动遂告终止。

1926年6月，张彭春也从清华大学辞职回到南开，任中学部主任兼大学部教授，在哲学教育系讲授他的本行，英国文学系创立后在该系讲授他拿手的“西洋戏剧”。

张彭春虽然没有参加“新月社”，但同“新月社”的主将徐志摩、胡适等人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与徐志摩更是亲密无间。到了1926年2月，徐志摩此时已同陆小曼热恋，他来天津到南开拜访张氏兄弟。一天，徐志摩忽然要找纸和笔写信，张伯苓便问道：“给谁写信呀？”徐志摩答曰：“不相干的人。”张彭春却在一旁笑着说：“顶相干的呢！”

由此可见张彭春与徐志摩两人间关系之不一般。

这年秋天，徐志摩准备同陆小曼举行婚礼，特地去邀请他的老师梁启超做证婚人，却遭到了老师的拒绝。张彭春和胡适两个人便一块儿去找梁启超为徐志摩说情。最后梁启超总算答应了，不过条件是必须让他在婚礼上对徐志摩行“训斥礼”。果真，在结婚仪式上，在大庭广众下，梁启超声色俱厉地训斥新郎官道：“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梁启超这一“训斥礼”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