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背景

公元前643年（周襄王九年），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齐桓公逝世后，齐国因君位继承而引发内乱。次年，宋襄公出兵协助齐孝公取得君位。同时，楚成王借齐国中衰、中原无霸的机会将势力渗入中原地区。宋襄公不顾宋国国力尚弱，希望能以宋国的公爵地位压制各诸侯国，与楚国争夺中原霸主的位置。

战争经过

公元前639年（周襄王十三年）春，宋、齐、楚三国君主会于齐，在宋襄公的强烈要求下，三国同意于同年秋在宋国召开诸侯大会。同年秋，宋襄公以盟主身份约楚成王以及陈国、蔡国、郑国、许国、曹国之君在盂（今河南省睢县西北）会盟，齐国和鲁国借故未到。宋襄公不顾公子目夷的建议，轻车简从赴会，以争取与会诸侯的信任，结果在会场上遭到楚成王的突袭被擒。楚成王挟之进攻宋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西南），宋军坚守，数月未下。不久，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成王于同年冬释放宋襄公。

宋襄公回国后，不甘受楚之辱，亦未放弃争霸之心，不顾公子目夷和公孙固的劝说，于公元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夏，联合卫国、许国、滕国三国进攻附楚的郑国。楚成王为救郑率军攻宋。宋襄公遂由郑撤回迎战。

当时，宋军已先在泓水北岸布好阵势，处于有利态势，但宋襄公遵守“不排成打仗的阵列不能开始战斗”的陈旧观念，在楚军渡河之际及渡河后尚未列阵之时，两次拒绝乘机出击的正确意见，直待楚军从容布好阵势后才下令攻击，以致大败，襄公重伤，不久死去，宋国由此失去了争霸的实力。

战争影响

泓水之战后，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无阻力。在其后数年间，楚国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直到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的扩张势头才得到遏制。

宋国在泓水之战战败后沦为二流国家，未能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

战争评价

泓水之战规模虽不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色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正寝，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所谓的“礼义之兵”，就是作战方式上“重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它是陈旧的密集大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这时，由于武器装备的日趋精良，车阵战法的不断发展，它已开始不适应战争实践的需要，逐渐走向没落。宋襄公无视这一情况的变化，拘泥于“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旧兵法教条，遭致悲惨的失败，实在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如《淮南子》所说的那样：“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总而言之，在泓水之战中，尽管就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处于相对的劣势，但如果宋军能凭恃占有泓水之险这一先机之利，采用“半渡而击”灵活巧妙的战法，先发制人，是有可能以少击众，打败楚军的。当然在宋国臣僚中，也不是人人像宋襄公这般迂腐的。公孙固等人的头脑就比较清醒。他们关于乘楚军半渡泓水而击的方略和乘楚军“济而未成列而击”的建议，体现了“兵者，诡道”、“攻其无备”的进步作战思想，从而为后世兵家所借鉴运用。如孙子就把“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定为“处水上之军”的重要原则之一。至于实践中以“半渡击”取胜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柏举之战中夫概清发水半渡击大败楚军就是典型一例。泓水之战的结果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奉行“蠢猪式的仁义（毛泽东语）”，既不注重实力建设，又缺乏必要的指挥才能，最终覆军伤股，为天下笑。

史籍记载

周朝秘史中的泓水之战

公孙固与易牙战不十合，宋将伊光祖搭弓望易牙端发十矢，易牙中箭落马。无亏见易牙中矢而死，走入齐城，百姓闭城坚拒，三军各无斗志，皆倒戈以迎宋师。宋师奄至城下，无亏正欲从径道奔郑，被公孙固追而斩之。百姓大开城门，迎太子入城，群臣奉之即位，是为孝公。孝公即位，尽复众兄弟之位，群臣各加一级。无亏之党，尽力杀之，命取金帛，犒劳宋兵，送襄公返国。

宋襄公辞齐归国，谓群臣曰：“齐桓公威霸诸侯，未死之日，曾以太子大事托我，今桓公死，齐国果乱，吾动数万之兵，斩无亏，枭易牙，定齐君之位，名动诸侯。今吾欲继齐桓，会诸侯，以图霸，卿等以为何如?”左帅司马公子目夷字子鱼曰：“宋有三不可霸：邦微土薄，兵少粮稀一也；文无管仲、宁威之畴，武无隰朋、高奚之辈，况威德不著，诸侯不从二也；近岁本国有陨星为石，六鹢返飞，此又未有不祥之兆三也。如此看来，焉可图成霸业?”

右司马公孙固曰：“霸业在人能修德，非系国之大小，今主公能修齐桓之德，臣等效管仲之谋，无有不克!”公曰：“子坚之言是也!然必何如而后可?”固曰：“因事就事，事乃有济，主公宜传告众诸侯，约本岁春三月皆赴曹南，诸侯若至，公请众侯为修齐桓之德，立碑颂其勋烈，诸侯感齐桓之德者多，必然从之，其在会不盟者执之，抗会不至者，会诸侯而伐之，则近宋众侯皆以公为修桓公之业，非为一己之私，则天下云集影从，宋必霸矣!”

公大悦，遂修书遣使，遍告列国诸侯，至期近宋有曹共公、膝宣公、邾文公、陈穆公皆至赴盟。襄公与列侯升坛序爵而坐，告列侯曰：“齐桓攘夷安夏，德义流于列国者多，寡人追慕不忘，是以会公等而议之，欲以刻石为颁勋烈，不知公等之意若何?”陈穆公起曰：“齐桓勋烈，上在王室，下及诸邦，明公此举，谁敢不从?”襄公大悦。正欲举笔书盟立颂，滕宣公不肯预盟曰：“匡合尊王，人臣之职，扶倾济弱，义理当然，况褒善贬恶，后世自有公论，何必刻石立颂，以尚虚文?”襄公大怒，曰：“此匹夫意欲背德违盟，诸将何不为我擒之!”言未讫，将中突出赓鸣春抢上盟坛，将滕公扭下绑缚，喝令监下坛，听候盟罢，解见周王，斩首示众。列侯皆失色，齐为哀求曰：“股公虽有违盟之处，望盟主宥其初犯。”宋公默然良久，乃曰：“滕子违忤众命，理合当罪，且看众公面颜，姑为放释，再有违者，依律治罪!”众侯皆曰：“谨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