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摘要
  • 2.基本信息
  • 3.人物关系
  • 4.人物生平
  • 5.主要成就
  • 5.1.学术成果
  • 5.2.个人著述
  • 5.3.家富藏书
  • 6.轶事典故
  • 7.史籍记载
  • 8.人物纪念
  • 9.人物评价
  • 10.参考资料

段玉裁

清朝经学家

段玉裁(1735年-1815年),字若膺,号懋堂,晚年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江苏金坛人,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龚自珍外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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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是乾隆举人,历任贵州玉屏、四川巫山等县知县。后因病辞官,归居苏州枫桥,闭门读书。他曾师事戴震1

段玉裁爱好经学,擅长探究精微的道理,且长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同时也精于校勘,是徽派朴学大师中杰出的学者。的个人著述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古文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经韵楼集》1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段玉裁

  • 民族

    汉族

  • 出生日期

    1735年

  • 逝世日期

    1815年1

  • 出生地

    江苏金坛

人物关系共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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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孙子
龚自珍(1792年~1841年),字璱人,号定盦(ān),后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1]。 龚自珍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2]。道光十九年(1839)辞官南下,就任江苏丹阳书院、杭州紫阳书院讲席。道光二十一年拟赴上海,追随江苏巡抚梁章钜参与抗英,未成行即逝世于丹阳[3]。 龚自珍与林则徐、魏源等同倡经世致用之说,二十岁作《尊隐》,二十岁至二十五岁间又作《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与腐朽。龚自珍以贫富不相齐为社会危机的根源,主张平均与计宗授田,又撰《西域置行省议》,主张加强对新疆的管理[3]。龚自珍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著有《定盦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15首。多咏怀和讽喻之作[2]。
全文

人物生平

段玉裁

清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年),段玉裁出生于江苏省金坛西门外大坝头村,有一姐二弟一妹,父亲虽为塾师,但收入微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执教,家务全由母亲史氏操劳。全家人衣着粗布,常年是大麦粥糊口,很少吃上白米饭,家境非常清贫。

乾隆一十三年(1748年),十三岁补诸生,曾至扬州安定书院就读。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十五岁中举人,任国子监教习,入都会试,屡不中。经人介绍,段玉裁在京就教职,获读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有意于音韵之学,遂边教边做学问,历时约10年。在京时,师事戴震,并结识了钱大昕、邵晋涵、姚鼐等学者。返里后,又得与刘台拱、汪中、金榜等人相交。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两年后,调到四川省,先后任富顺、南溪和巫山县知事,仕宦期间,均携《六书音韵表》于身边,每每处理完公家事务至深更半夜,经常置灯于笼中,或以口气嘘物取暖,编著、修改文章。经10年,他以父母年迈多病、自身有疾为由,辞官归故里,卜居苏州枫桥,潜心著述和藏书,时年仅47岁。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二次入都,得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商讨音韵、训诂,颇为契合。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移居苏州阊门外之枝园。出身寒素的段玉裁,毕生铭记“不耕砚田无乐,不撑铁骨莫支”的祖训,一生以著述为乐事,他克服重重困难,潜心注释《说文》。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四月,不幸跌坏了右腿,从此成为残疾之人。当时的段玉裁曾对友人说,“《说文注》三年必有可成。可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段氏坏足,《说文注》成。”其后健康每况愈下,盖春夏秋三季多不适,而春季尤甚,疮烂疥烦,两眼昏花,心脉甚虚,稍用心则夜间不能安宿,又左臂疼痛不可耐。此时段玉裁最为担心的事,是注释《说文》能否完成,他曾对友人说,他身体旧病如故,担心《说文注》难成,加上精力不足。假如完成后死了,就很欣慰了。到段玉裁注释《说文》完成时,他对自己的学生说,他如春蚕一般,茧织成了,只待等死矣。

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完成的《说文解字注》30卷。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说文解字注》全书刻成,为将此书刻成付印,他用去了全部积蓄。

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9月8日在贫病交加之中去世,卒年八十一。

主要成就

学术成果

哲学思想

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派学人的共同旗帜和人生信仰。段玉裁是戴震的大弟子,他虽未能像他的老师那样写出一系列哲学著作,但在学术理想、路线方面基本遵循了戴震所开创的皖派学术风格,并有其独特贡献,特别是他在古典语文学研究中所贯彻的追求真知的精神,与戴震是相通的。他说:“凡著书者,将以求其是而已,非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也。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则吾斯未信,而欲天下后世信之,无是理也。虽然,吾非以要名,吾非以求胜于人而诚求其是,则其书之成,宜必可信矣。”3

在哲学立场上,段玉裁也继承了戴震反宋儒的观点,坚持“阴阳气化即道”、“必于物上求理”,反对“执意见以为理”。他在《十经斋记》一文中说:“余自幼时读四子书注中语,信之惟恐不笃也,即壮乃疑焉。既而熟读六经、孔孟之言,以核之四子书注中之言,乃知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言之愈精而愈难持循,致使人执意见以为理,碍于政事。”而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就反复批评宋儒视理为得于天而具于心的观点,认为宋儒执意见以祸国殃民,甚至造成“以理杀人”的恶果。

段玉裁在“求真”学术理念的支撑下,批评王应麟著《困学纪闻》和顾炎武著《日知录》的著书方法,认为这种著书方法有两种弊端,一是好为异说,二是剿说雷同,中无所得,仅邀名而已。王应麟与顾炎武都以博学著称,而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还曾接引段玉裁进入古典语言学。但段玉裁受戴震影响,领悟为学真谛,不再博学以夸能,而是以追求真知与十分之见为人生信仰。他说:“闻之东原师曰: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洞彻其本末,剺剖其是非,核诸群书而无碍,反之吾心而帖然,一字一句之安妥,亦天地位,万物育之气象也。久能所说,皆得诸真知,故近以自娱娱亲,远以娱人,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其传世行后无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