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瓦厢生态带

黄河流经封丘56公里，滩区面积241平方公里，是当地最为重要的生态廊道。依托黄河大堤这道绿色屏障，封丘县规划了“两带”“两区”和“一城一园一传承”的铜瓦厢生态带。

“两带”包括黄河大堤绿化生态带、控导工程连接线（穿滩公路）产业生态带，将在这里开展复耕造林、发展林果业、路网建设、黄河大堤生态通道、湿地公园建设等；“两区”是指黄河大堤以北、李庄新区以东6000亩路网、林网、水网、电网、通讯网“五网”建设示范区和李庄搬迁后18个旧村8000亩复垦区；“一城一园一传承”则将打造“铜瓦厢新城”、铜瓦厢产业园和以铜瓦厢决口历史渊源为依托打造的铜瓦厢景区、铜瓦厢古镇等。

铜瓦厢生态带建设，结合了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程产业提升及生态发展整体推进、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和黄河流域封丘县片区全域旅游等多个项目，将成为黄河生态廊道中的又一个璀璨明珠，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增添绿色力量。

铜瓦厢，这个曾经身披荣光的城池和堤坝，将在新的历史机遇下，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

决口的历史背景

瓦厢决口造成大改道，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可以从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1855年前后，正是清朝政府的多事之秋，中国大地上战火四起，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震撼着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政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此后的十多年内，太平军北伐、西征，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一直坚持到1864年。与此同时，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也不断爆发，长江南北都有各种秘密宗教组织进行反清斗争。尤其是活跃在长江、黄河之间的捻军，对黄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外患方面，1860年，英法联军攻到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于次年死于热河，慈禧太后掌握朝政。

频繁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压榨、掠夺，使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道咸以降，海禁大开，国家多故，耗财之途广而生财之道滞，……天府太仓之蓄，一旦荡然。”正是在这种“国用大绌”的情况下，铜瓦厢决口发生了。

第二，黄河的行政管理自乾隆中期后就日趋腐败。上下官吏串通舞弊，河工开支极大。在官方的奏报中虽然难以看出真实情况，但在野史中却有这样的感叹：“嗟呼！国家岁靡巨帑以治河，然当时频年河决，皆官吏授意河工掘成决口，以图报销保举耳”，同射愤怒指出：“南河岁修经费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上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以供官员之挥霍”，“竭生民主膏血，以供贪官污吏之骄奢淫僭，天下安得不贫苦。”这样的事实使后人看来触日惊心，但在政治黑暗的清代末年；这样的悲剧确实一幕又一幕地上演着。

由于河政腐败和清朝政府经费拮据，黄河河道状况恶化，工程失修，道光末至咸丰初年已经出现难以维持的局面。咸丰元年（1851年），黄河在丰北厅三堡决口，堵口三次，最后都没有成功，一直到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丰北口门仍然没有堵住。

在丰北口门的堵口过程中，揭露出河工上弄虚作假的种种舞弊行为。例如挑挖引河，原估挑深三丈“其实入地止一丈有余，且上宽下窄，中高边洼，弊端不可枚举。”其余如料垛被烧，抢险经费挪作它用，以及“河工拨给之款，拔多发少……竟有要工一处发帑银三千两除所扣外只余数两者”。如此上下贪污，管理混乱，工程修防难以维持是可以想见了。

第三，从改道前的黄河河道形势看，它已经是一条很高的悬河，背河面堤高一般二丈至四丈余尺，个别地方达到五丈以上。悬河的高度道光五年（1825年）张井奏称：“臣历次周履各工，见堤外河滩高堤内平地三、四丈之多”。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东河总督文冲又说：“黄河滩面高于平地二、三丈不等，一经夺溜，建瓴而下”。在河南省境内悬河较高处可达到四丈（约13米）以上，一般的地方5～10米，河南以下至清口的悬河高度约5～8米，清口以下的悬河高度约3～5米，越接近海口越低。

从以上三方面看，铜瓦厢决口前夕，一方面由于河政腐败，国家多故，黄河失于治理，另一方面，悬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河道状况恶化，促成其改道的诸因素都已经存在了。

铜瓦厢决口史实

铜瓦厢是清代黄河上一处著名的险工，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清初时，铜瓦厢险工“距交界九百余丈”。雍正三年（1725年）板厂（在铜瓦厢之东）堵口后，“自头堡起至七堡止依旧有堤形创临黄越堤一道”。这条越堤的头堡至四堡长四百七十一丈即为铜瓦厢险工。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情形略有变化。这一年溜刷溃堤，于中间开放水戗，刷塌堤身一百八十丈，存上首长二百五十丈，作为上坝，下首长四十丈，作为下坝。此时的上、下坝即为铜瓦厢险工。

至嘉庆末年，险工范围扩大，“越堤头堡至四堡埽坝相联，皆名铜瓦厢上下坝”。并且“该处河溜上提下移，或并行，或逼堤，或仓猝而来，或旋踵而去，势不可测。防守之法，未可稍忽也”。道光年间，铜瓦厢上下坝仍是一个溜势顶冲的险要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