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吴起是中国古代已研究学术起家走上仕途，而最终在历史上大放光彩的人物中一个最典型的代表。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但《武经七书》中的《吴子》则仅有六篇。二者在篇数上的差异实在太大，因此，可以断言今存的《吴子》即令不是伪书，最多也只是一部残书。《吴子》六篇我曾将其翻译成过白话文。其六篇各有主题，但彼此间几毫无连系。以体裁而言，它是一本谈话记录，记录者也许为幕僚或门人，但也可能为后人假托成书。所以，其价值实不如《孙子》甚远。不过尽管如此，其中还是有若干值得重视的战略观念不仅有其特殊意义，而且也足以与《孙子》相比较。甚至于可以说，有些观念不仅与《孙子》非常接近，而且更有超越的趋势。 　吴起一生的事业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较翔实的记载。在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吴起的老师是曾申，曾申是曾参的儿子，曾参是孔子的徒弟。另外，曾申又是子夏的学生，子夏也是孔子的学生。曾申还有个老师叫左丘明，就是写左传的那个。吴起有个同学叫李克，也就是那个写法经的李俚，他是孟子的老师。孟子是根牟子的老师，后者是荀子的老师，荀子是韩非和李斯的老师。李俚也算商鞅的半个老师，不过后者是自学的，两人从未谋过面。

在我国传统兵学领域中，孙吴居于互相伯仲的地位，学者往往孙吴并称，但事实上，他们之间有很多差异，值得较深入分析。

孙子从未讨论战争的性质，也很少触及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吴起则在这两方面有其独特之见。也许可以说吴起是中国古代的若米尼，他的书与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第一章颇为相似：

吴子曰：凡兵之以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德恶（怨），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

这是一篇简明扼要的“战争论”，首先分析战争的起因，其次为战争定名，分为五类并界定每类的性质。最后概述应付每类战争之道。此种战争性质的探讨，在古代实属难能可贵。

吴起重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并认为对二者必须作总体性的考虑而不可有所偏重。他初见魏文侯时，即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的总体战略观念。其书第一篇名“图国”，图国即谋国，所以可以证明其思想并非限于军事层面，而早已升到大战略层面。如何图国？他概括指出，“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 ，足以显示其所学出于儒家，像孔子一样，非常重视教育。他说：“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

亲民教民的目的为培养向心力，吴子称之为“和”，他指出：

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人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告乃后举。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非常明显，吴子所谓“和”与孙子所谓“道”在目的和作用上完全一致。吴子虽主张“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并非表示他迷信鬼神，而只是向人民表示政府对战争的态度十分慎重。

吴子的慎战不仅代表儒家的传统，而且与孙子如出一辙。他更指出胜利含有内在的危险，甚至于足以导致亡国的后果：

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此种警告在战国时代对于好战者而言，真好像晨钟暮鼓，足以发人深省。尤其是与孙子在“火攻”篇中所云，“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之语可以互相印证。

《吴子》第二篇名为“料敌”，也就是对敌情的研究判断。篇中有一基本观念最值得重视：“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 吴子所提出的“先戒”与孙子所提出的“先知”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欲求先戒，则必须先知。若不能知则又如何能戒。反而言之，先知的目的即为知所应戒，假使知而不戒，则即令能先知又有何用？

《吴子》第三篇名为“治兵”，其重点是“治”字。魏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

以治为胜。又问曰，不在众寡？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

吴起是精兵主义者，在其书中曾一再强调素质的重要。如何始能提高部队的素质？他的答案是“教戒为先”。他认为数量并非决定因素，真正的决定因素为“治”，治的意义就是组织。他说：

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则不可当，退则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