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礼物(上)

我是被这样一条消息击中的：“两位重度角膜炎患者重见光明；两位尿毒症患者有了新的肾脏；一位肝硬化患者有了生的希望，这些幸运，都来自一位因车祸去世的年仅22岁的湖北武汉大学生。他的父母忍痛捐出他的器官，他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儿子就还活着，一直活着……”

这个故事催促着我启程。第二天，6月11日，我从北京到达武汉，试图找到逝者父母。但武汉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听说我的采访要求后却表现得很为难，这对夫妇并不想面对媒体，已经拒绝了所有采访，甚至当获取器官手术进行时有人带着相机混入现场，闪光灯一闪，都被他们赶了出去。最后，我辗转从这家人的亲戚那里要到了一个固定电话号码。

他们生活在距离武汉150多公里的荆门市京山县。我在两场暴雨间短暂的空挡中到达京山，晚上8点，拨通了那部电话。

“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很平凡的事，请你们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父亲张天锐接听了电话，他嗓门很大，声音听上去有些愤怒。

我反复地向他说明来意，但他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可当我告诉他，我只比他的儿子大3岁时，他沉默了一阵。

我说：“别把我当成记者，就当成您儿子的同学吧。”

他捂住话筒，似乎是和身边的妻子商量了几句，然后，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那你过来吧。”

我没想到，眼前会出现这样一对父母。

张天锐今年49岁，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背心，又黑又瘦，满脸胡渣，总是皱着眉，额头上的皱纹就像是用刀刻上去的。当我主动向他伸出手时，感觉像握着一块粗糙的石头。母亲胡久红48岁，是个矮小的女人，她撩起裤腿时，会看到右腿只有左腿一半粗细，小儿麻痹症影响了她的一生。她走起路来很慢，一脚高一脚低。

在一间门市房前，张天锐拉起卷帘门，神情木然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家，所有的家当。”

事实上，这是一个30多平方米的铺面，屋子被一个小木柜象征性地隔成两半。外面半间几乎被几十桶脏乎乎的煤气罐塞满了，仅仅留出一条通道。屋里到处是煤气味。

里面10平方米左右的半间才是这个家庭真正生活的地方。张天锐坐在一张可以半躺着的竹椅上，胡久红拉过砖头大小的木凳坐下来，我是客人，被让到了仅剩的一张靠背椅上。

胡久红垂着头说：“家里只有3张凳子，碗也不够，所以儿子不大把朋友往屋里带，没地方坐。”

这是一间小到毫无遮蔽的房间，除去一个淡绿色的冰箱和一台100元钱买回来的二手彩电，再没什么像样的家电。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沿着墙依次摆放。胡久红扶住那张木制的小床，“原来儿子就睡在这，这么大的孩子，从来没自己住过一间房。”停顿了一下，她接着叹气道，“没办法，太困难了。”

就连这间简陋的屋子也不是他们的财产，而是每月500元租来的。在他们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的时候，这对夫妇就下岗了。除了力气，他们再没有什么求生的本领。张天锐做起了搬运工，每爬上高楼换一个重达30公斤的煤气罐，他能获得5元报酬。而妻子因为残疾，只能在家洗衣做饭，几乎没有收入。

他们唯一的孩子名叫张磊，今年22岁。就在上个月，他刚刚结束在湖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护理专业的学校生涯，也完成了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任务。这个家庭还欠着学校一年的学费——4800元。这笔钱，他们很快就要攒够了。未来的生活看上去挺有盼头，等交了钱拿到毕业证，张磊也许就将成为医护行业中稀缺的男护士。

坐在他们弥漫着煤气味的家里，张磊空荡荡的硬板床就在我背后。过去，张天锐每个月给儿子400元生活费，后来物价涨了，张磊的生活费也涨到了600元。对张家来说，这笔钱得攒上好一阵子，张天锐必须为此扛上120个煤气罐。胡久红从来没有将这笔钱一次性汇出过，只能每10天给武汉的儿子寄出200元。

我问他们：“张磊抱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