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又称克里木战争、东方战争、第九次俄土战争，1853年，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土耳其、英国、法国、撒丁王国等先后向俄国宣战，主战区位于克里米亚。战争一直持续到1856年，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1，是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战争。一开始它被称为“第九次俄土战争”，但因为其最长和最重要的战役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爆发，后来被称为“克里米亚战争”。该战争中俄国总兵力70万，同盟国兵力100万2。
克里米亚战争的表面起因是宗教问题，俄罗斯向土耳其提出拥有土境内的东正教徒圣地保护权的要求，被苏丹拒绝，俄罗斯决定以此作为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根本原因是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俄罗斯想趁机扩大在欧洲的势力，而英法两国反对俄罗斯的扩张，以维持它们在东南欧的利益。1853年，俄、奥断交，俄罗斯开始占领多瑙河流域的土耳其附属国；同年，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土、英、法、撒等先后向俄国宣战。1856年，该战争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1。该战争中俄军损失52.2万人，土英法联军损失51.7万人2。
克里米亚战争是世界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争，是兵力兵器、军事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3，对火炮枪械和水雷武器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得各国军队重新修正军事学术中的许多原则以适应时代的要求2。英国女护士南丁格尔在战争中赴前线护理伤员，使伤病员死亡率下降，推动了战场医疗的改善和南丁格尔护理制度的诞生4。
克里米亚战争充分暴露出了俄国专制农奴制的腐败落后，也暴露了俄皇宫廷内外上下的腐败和制度烂疮5，该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俄国此后的农奴制改革3。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于1856年通过的《巴黎和约》使俄国在巴尔干和黑海方向长期侵略、扩张的成果全部丧失，俄国便把矛头转向中亚和远东。1858年，俄国威胁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条约规定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中国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割给俄国，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直至海边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之地6。
基本信息
战争背景
东方问题
“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词的“东方”是西欧国家意义上的东方，包括近东和中东部分地区，在19世纪可以说专指当时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地。东方问题”最早在维罗纳会议上开始使用，此后成为外交上一个专有名词，“被用来概括在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它被假定即将瓦解中所造成的各种国际问题7。马克思形容东方问题是19世纪西方各国在革命和表面安定之后总会出现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无尽的困难之源”，并把东方问题形象归结为“对土耳其怎么办”8。
—般认为东方问题的开端可以从1774年《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开始算起，或者认为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要求独立时东方问题才演变为国际问题，东方问题的结束则为一战后协约国与土耳其1923年签订的《洛桑条约》。整个19世纪，这个问题总像幽灵一样盘旋在欧洲，时不时就浮出水面，“再无其他问题在19世纪国际关系中占据如此长时间、无法解决”。克里米亚战争就是19世纪中期东方问题的一个直接产物，也是东方问题的一个高潮。无论从名称还是从西方学者的描述来看，“东方问题”显然是以欧洲为中心提出和讨论，解决方案也显然是以欧洲为中心来展开的，东方问题然是欧洲国际局势不安定的一个因素。地处欧亚非三大洲文明交汇地带的奥斯曼帝国尽管在欧洲拥有大片领土，欧洲列强却从未将奥斯曼帝国看作一个欧洲国家，更不用说平等对待。马里奥特认为东方问题本质是西方与东方在习俗、观念、文化、偏见等在东南欧的冲突，不同历史阶段以不同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只是在近代的表现形式更特殊。
奥斯曼帝国崛起在14世纪的小亚细亚，奥斯曼帝国还是15至19世纪数百年间惟一能够冲击挑战欧洲国家的伊斯兰势力，庞大的帝国在最盛时期占有中东、北非、南欧及巴尔干大部分地区。奥斯曼帝国扩张之时占有了多宗教、多民族和不同政治结构的领地，扩张同时为日后纷争埋下了隐患，而且有些占领纯粹是军事上的占领，由于奥斯曼帝国缺乏技术、经济及法律、制度方面的同化力，并不能将如许多不同民族、信仰不同宗教的族群融合成一个政治实体，因此整个国家很大程度是碎片化的。随着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奥斯曼最大敌人已逐渐变为俄罗斯帝国。18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控制力的下降使得帝国对内已缺乏足够力量维持有效控制，对外已无力抵御外敌保护庞大的领地。帝国漫长的瓦解过程便如同扩张一样持续对欧洲各国产生重大影响。
奥斯曼帝国不仅要面对地缘上近邻俄罗斯、奥地利的挑战，还要应对来自距离遥远的其他帝国如英国、法国海上的威胁。东方问题表面上是由于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所引起，其实质是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各存规觎之心，各国担心利益分配不平衡所引起。奥斯曼帝国毕竟不是被瓜分的波兰，领土面积更为庞大、人口更多、民族宗教成分更复杂，英、法、俄、奥等国即使对奥斯曼帝国达成瓜分协定，日后也不能保证不会因为分赃不均、内部纷争再度引起战争。
欧洲均势
维也纳会议上各大国为防止法国重新崛起费尽心机，由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的神圣同盟最主要的目标便是针对法国。1815年底英国、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还特别签订了《四国同盟条约》来防止法国再次对欧洲构成威胁。事实上欧洲协调体系是几个大国之间的游戏，只是通过大国之间的协调行动来处理国际事务，制定规则维护均势与和平，其余国家比18世纪同样的国际协作中享有的权利更小，二等三等国家甚至不被这个体系视为平等伙伴。即使是欧洲协调下起作用的几个国家之间也并不平等，法国最初由于战败并不能以大国姿态同等对话，1818年亚琛会议才得以加入其它四国的行列。欧洲协调取决于少数大国的态度，而英国对这个协调体系并不那么热衷，英国希望不用过多介入欧洲事务也能维持欧洲的均势，这也是近代以来英国一贯的外交传统。
英国希望保持欧洲均势，即使在1815年，英国也担心俄罗斯在欧洲大陆过于强大影响欧洲大陆的均势，担心神圣同盟之间相互勾结9。对19世纪的政治家而言，势力均衡意味着国家或者一些国家组织之间的力量保持平衡或者成一定比例，势力均衡通常更多是一种理念，而非一种现实，因为每个国家的相对实力都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经常处于调整之中，英国则在调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强国可以这么参与构建均势，而各大国也总是希望“利用均势，或建立把自己的优势强加人的均势”10。近代英国实行的是独特、有利自己利益的均势解释方法，即在欧洲大陆维持均势，防止欧陆出现一个独占的霸主，但英国却要保持海上的绝对霸主优势，绝不允许其他国家挑战自己的海上霸权。西方学者安德鲁·罗思坦形象的把19世纪英国外交基础描述为“（用帕麦斯顿1831年对威廉四世的话说）保持英国作为欧洲仲裁者的地位，而后是全世界的仲裁者，这些由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决定”。
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夺取了法国革命的果实。法国国内的波拿巴主义者声称要改变1815年协定重绘欧洲版图，一度引起了整个欧洲的警惕，当法国试图威胁到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时，俄罗斯主动向英国提出可以派遣军队来提防法国。不过事后证明虚惊一场，英法关系也并未因此恶化，沙皇期待的英俄同盟也成为泡影。路易·波拿巴随后挑起的圣地之争最终在大国间形成了轩然大波，日后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圣地问题
耶稣的坟墓所在地耶路撒冷和耶稣的出身地伯利恒的教堂，自十字军时代以来一直拥有豁免权和特权。1535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破天荒的与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结为同盟共同反对神圣罗马帝国。作为馈赠，法国对圣地教堂的保护权得到确认。到了1757年，圣地保护权被还给了希腊人，这多半出于俄罗斯的压力，直到1850年。
1850年，路易·波拿巴派拉瓦莱蒂侯爵去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宫廷明确的承认法国对大部分圣地教堂拥有保护权。在圣地问题上，土耳其依然犹豫，它谁也不敢得罪。拉瓦莱蒂侯爵重申法国几百年来获得的特权，并以武力相威胁。苏丹最终屈服了，1852年12月正式发布敕令将圣地保护权再还给法国。反应迟钝的俄罗斯此时发现自己十分被动，俄罗斯重申1774年的俄土《库楚克—开纳吉条约》，条约中规定东正教教会有高于天主教会的豁免和特权，并且此外还有模糊的条款俄土解释各异。双方根本无法达成一致，危机一日胜过一日。
就根本而言，圣地问题是拿破仑三世安排的陷阱，皇帝决心让这个矛盾扩大，甚至用战争来解决。自1815年以来，《四国同盟条约》和神圣同盟犹如两道枷锁捆住法国，皇帝认为打破孤立的机会来了。在“东方问题”上，俄罗斯和奥地利、英国都有矛盾，因此他竭尽所能挑拨俄奥和俄英关系。对英国，他主要是献媚，再次承认英国赶走法国之后在埃及的优势，并协调与英国的外交立场。对奥地利，法国一面拉拢一面利用支持撒丁王国加富尔政府谋求意大利统一的计划来威胁奥地利，奥地利失去梅特涅这样的外交大师后进退两难，只能眼睁睁看着事态发展。
战争原因
拿破仑三世并不具有其伯父的胆略，但也不害怕与俄罗斯一战，俄罗斯与法国相隔普、奥两国，只要普、奥保持中立，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为零。如果在巴尔干或黑海作战，法国拥有技术优势，战场和战争规模都很有限。而且无论如何法国都是赢家，因为神圣同盟将被拆散，《四国同盟条约》将彻底作古。英国出于现实的考虑，认为法国在埃及问题的让步表现出了足够友善，并且法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可以加以利用。而在近东俄国扩张的势头使得英国十分不安，如果沙皇饮马土耳其两海峡，那么英国在地中海的势力将受到严重威胁，英国认为两海峡是决不可以放弃的。在背后支持法国反而有助于实现遏止俄罗斯的目标，因此英国决定和法国站在一起。此时的俄罗斯浑然不知即将发生的巨大灾难，根据以往对土战争的经验，俄罗斯认为如果不能在谈判桌上得到，那么就诉诸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