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国际结算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在国家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一些习惯做法和先例,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之一. international practice;customary practice or precedents developed from the intercourse among nations,also one of the major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是对国际法的法律渊源最权威的表示，根据该条款，

所谓国际惯例即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指在国际实践中反复使用形成的，具有固定内容的，未经 立法程序制定的，如为一国所承认或当事人采用，就对其具有约束力的一种习惯做法或常例。

形成发展

19世纪以来，随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现代 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为其产品寻找 市场。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本国技术及其产品的垄断地位，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 专利、 商标和 版权等 知识产权制度。在此期间，为了避免由于各国法律规定不同而给国际商事交往带来的不便，各国在制定各本国旨在解决不同国家的 法律冲突的规范时，也开始寻求共同制定旨在避免法律冲突的国际 统一实体规范，即国际双边和多边条约中的规范。例如，英、法两国于1860年签署了规定相互赋予最惠国待遇及减免重要商品关税的《科布顿条约》；一些国家还缔结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3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886年）、《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891年）等。这些国际双边和多边条约中的许多规范，都是由商人习 惯法发展而来的。当世界进入20世纪后，随着致力于协调国际政治和 经济关系的国际组织的出现，以往那些杂乱无章的商人习惯法经过这些国际组织的整理编纂，开始呈现成文的形式，如在国际商事交易中普遍适用并被公认为国际惯例的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1ncoterms，以下简称为《解释通则》）、《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以下简称为《统一惯例》）、《华沙一牛津规则》等，就是由 国际商会、 国际法协会等国际组织编纂成文的。

二战后，随着 科学技术、 交通、 通讯的迅速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的问世，跨国公司进入世界经济大舞台，随之而来的是资本输出和技术 贸易的空前发展，特别是60年代以来，其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了 有形商品贸易。与此相适应，有关国际投资和技术贸易及其管理的一般做法，通过某些国家和企业的反复实践，逐步形成为这些国家和企业的习惯性做法，同时也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效仿。其中许多做法已经或者正在转化为国际惯例。

通过简要回顾国际惯例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国际惯例植根于国际交往实践，是在长期反复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某一特定领域内的习惯性做法或 通例。

2.上述做法或通例是在各国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经过有关国际组织的整理编纂，这些习惯性做法获得系统有序的成文表现方式，进而大大方便了参与国际交往的 当事人的适用。

3.国际惯例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原有的惯例不断地完善，新的惯例则在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应运而生。

含义

《国际法》在实践中， 英文单词“generalpractice”，“usage”和“custom”往往都译为惯例。在王铁涯教授主编的《国际法》一书中，对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一）款（丑）项的引用是“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而此项规定的英文原文是“internationa lcvstom，as evidence of a general practice accepted as law.”该书认为，国际习惯与国际条约并列为国际法的主要渊源。而“国际习惯是各国重复类似行为而具有法律 拘束力的结果。作者在此强调的”习惯“，显然指的是custom，而不是usage.与此同时，作者也谈到了”习惯“一词常与”惯例“混用，并认为惯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惯例包括习惯在内，外交文件上所用的”惯例“一词，既包括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习惯，也包括尚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常例“，而狭义的惯例则仅指尚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常例，即《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一）款（丑）项所指的通例。可见，作者在以上几处所说的惯例，显然又是指的”custom“，而不是”usage“。这一结论从上述”狭义的惯例指……“看得最为明显，因为对此作出进一步解释的是《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一）款（丑）项所指的”通例“（generalpractice）。而作为此 条中的”通例之证明“，正是该书前面所述的国际习惯。可见，”custom“一词在此书中，有时指习惯，有时也指惯例。

一般而言，某一特定领域内的惯例由习惯形成，而习惯又来源于一般做法。笔者赞同国际贸易法领域内一些学者的观点：国际商业惯例“往往始于一些有影响的企业的商事经营活动，而后逐步形成建立在平等交易行为基础上的特定贸易中的一般做法（generalpractice），再发展为贸易习惯性做法（usage），并最终取得具有稳定性的惯例（custom）的地位。 国际贸易法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英国当代著名 法学家 施米托夫教授认为，国际商业惯例由”应用极为广泛的，凡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们期待着他们的合同当事人都能遵守的商业习惯性做法和标准构成。“至此，仍然困扰着我们的问题是：通例在何时转化为习惯？习惯又在何时取得惯例的地位？在实践中，要对此问题作出明确回答是困难的。例如，《统一惯例》（1962）究竟是习惯性做法 ，还是惯例？施米托夫教授认为它（指1968年，笔者注）正处于从习惯性做法向惯例的过渡。这一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是，它至少已为173个具有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 银行所采纳。而《解释通则》（1953年）则是名副其实的习惯性做法，它仅具有标准合同条件的性质，因为”这些条件只有被当事人列入特定合同时，才对他们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国内学者对国际惯例也有不同的看法。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又很难把通例、习惯和惯例截然分开。

构成要素

某一规则或实践要构成国际惯例，必须满足两个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