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但是，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此刻，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在这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青年，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名，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事件经过

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会议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必须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思想，指出没有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领导地位以及使革命取得成功，都是不可能的。此外,大会还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表明党对反封建的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

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要做到：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事件结果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决定加强《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等刊物的工作以及设立党校和工人补习学校等，使其成为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重要宣传阵地。

党的四大修改了党章，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向警予后来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

事件影响

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重新审定国共合作以来的政策和策略，表明党在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上有了重大突破，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随后出现的革命新高潮做了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准备。但大会对于怎样取得领导权、怎样实现工农联盟的问题，缺乏具体明确的主张，没有认识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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