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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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业的繁盛时期，印刷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发明了饾版、拱花，套印本和插图本大量出现；印刷专用字体形成并广泛使用；除雕版外，活字印刷 也得到了应用，木活字本、铜活字本也成为明本的一个特色；印刷地域、规模、品种都有较大的突破；线装取代了包背装，成为古籍的主要装订形式。明本书无论在 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技术、刻书范围、民间书坊数量上等都远胜于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

内 府本即皇家刻本，现存南京内府刻本尚有《元史》《大明律》《大诰》及续编、三编，等等。迁都北京后内府刻书由宦官掌握，即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书多为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纸墨考究、书品宽大，但校勘不精，错讹较多。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以南京国子监刻书多且好。南京国子监 接受了元集庆路儒学和元西湖书院所存的书版，印书约二百七十余种；北京国子监刻印不到百种，以经史为主，著名的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因而有 “南监本”和“北监本”之称。明皇子皇孙受封建藩的有许多人，据统计有四十多藩府。他们喜好刻书，刻了约五百种书。藩刻本校勘精审、纸墨讲究、刻印精良。 家刻、坊刻分布极广，除江浙一带和建阳仍书业发达外，北京、徽州、苏州、湖州、南京等地也兴盛起来。家刻有郑氏兄弟刻业师宋濂的《宋学士文粹》，由同门刘 刚、林静、方孝儒手书上版，字体精雅、版刻讲究；苏州陆元大翻刻宋本《花间集》；袁褧的嘉趣堂刻书也很多，传世的有《世说新语》《六臣注文选》，吴县黄氏 兄弟刻的《论语》《山海经》《水经注》等；顾春世德堂刻的《六子全书》，洪梗清平山堂刻的《清平山堂话本》等。后期大藏书家毛晋，其家刻书品种之多超过任 何一家坊刻，甚至超过北监，因毛晋的藏书处叫汲古阁，其刻本被后人称为汲古阁本，最著名的为《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坊刻则大量的戏曲小说、医书等通俗 读物，北京岳家的《大字魁本全像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上图下文，建阳熊大木的《全汉志传大宋中兴英烈传》、余文台双峰堂刻的《新刊京本编辑二十四帝通俗演 义西汉志传》，南京富春堂《编刻演剧十本》、文林阁也刻了《还魂记》《荆钗记》《绣襦记》等。

特点与鉴别

字体

论语 明刻本

明代各时期刻书略有不同，前期黑口白绵纸，中期白口仿宋字，后期白口长字避讳。明代刻书字体，前后期变化较大。大致可划为三个时期，即明初、明中期和明晚期。

• 明初

明刻本

明初是指正德以前的一段时期。洪武至正德年间刻印的书，多是手写上版的软体字，个别人刻书虽有颜、柳、欧三家的余味，但仍以赵体字为主。其中宣德、正统刻本，形似宋体，如正统间所刻的《汉书》，好利者常将其书口割裂，重加装饰，冒充宋本。但若仔细观察，就会感到形似而神不似。景泰间有些刻本，大多承袭元末字体和刀法，颇似元本。成化、弘治以及正德，仍是写刻软体，横竖撇捺皆不呆板。1977年12月我在山东省图书馆和博物馆看到的一些明刻本，以及1978年4、5月间在江浙各图书馆参观时所经眼的一些明刻本，无论是官刻、私刻和坊刻，由于赵孟頫的身世、地位和高超的书法造诣影响所致，从明初至正德前后，其书法多宗赵体。当然，版刻上的赵字，也只是就大体而言，至多也只能说是某些方面像。经厂内设有“中书房”，专司代写书籍敕文。“中书房”的人员，都是从聪明稳重的太监中选出的。这些人必须经过学习和训练才能应职缮写。他们写字所临摹宗法的，大都以赵孟頫为准。所以要看比较标准的赵体字，明代的经厂本是典范。

• 明中期

明刻本

明中叶是指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前期。屈万里和昌彼得先生在《图书版本学要略、鉴别篇》中说：“正德中叶以后，覆刻宋本之风渐盛。”关于明中叶时期的字体，我认为：自正德开始，不论是复刻或者新雕，都极力仿南宋的浙本，改用欧体，但又和南宋的浙本不一样。南宋浙本的欧体是书写体，很逼真，从艺术上讲似乎比嘉靖的方板整齐要美观一些。今天印刷厂最常用的宋体字，就是从嘉靖本这种字体发展而来的。至于稍前的正德字体，一般地说来，比嘉靖本要厚重点。稍后的隆庆本则比嘉靖本更方整，从而向万历本字体过渡，个别的嘉靖本字体除方板整齐外，还用古体字，即把小篆楷写，如许宗鲁刻的《韵补》、《吕氏春秋》等。换句话说，凡旧刻本中用这种古体字的，一定是明嘉靖朝刻本。

明刻本

明朝自朱元璋时起，就以四书五经为国子监的必修课程，并明令全国府州县学及闾里私塾，都要以孔子所定经书教导诸生。还规定八股取士制度，确定八股程式，并规定士子只能依朱熹的注释加以阐述。这样就把整个的学术思想桎梏在狭小的天地里了。与此同时，在文学方面则由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统治文坛。他们的诗文虽然空洞无物，极其平庸，但对当时人们的影响极大。明朝前期刻书风格之所以百余年间变化不大，正是这种社会思想长期僵化的曲折反映。然而明代社会发展到弘治、正德时期，统治阶级已十分腐朽，社会政治更趋腐败，文化学术空气更加沉闷，整个社会蕴育着一场变革的风暴。从文坛开始，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打出文学复古运动的旗帜，向统治文坛多年的“台阁体”和形式主义的八股文取士法展开了猛烈的冲击，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社会潮流。这种文学上的复古运动，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反映在刻书风格上，也一洗前期旧式，全面复古。文学上的复古是复汉、唐之古，刻书风格上的复古是复宋之古。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宋代的刻书，保存着许多唐五代旧本的面貌，版刻刀法剔透，白口大字，端庄严肃，古朴大方，被历来的版刻家尊典范。明代正德以后，特别是嘉靖一朝，无论是官私雕刻，不但把宋元旧籍照样翻刻，而且在版式风格、款式字体上亦全面仿宋。翻开嘉靖时期所刻的书，绝大多数都是横轻竖重、方方正正的仿宋字，并且纸白墨黑，行格疏朗，白口，左右双边，颇有宋版遗韵。前后七子之后，虽有归有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唐宋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公安派”、以及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先后起来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但他们实质上却是推崇宋代的一些大家，继续给刻书上的全面复宋鸣锣开道。故嘉靖至万历近百年间，刻书风格虽也时有不同，但从总的方面看却都是白口仿宋字。字画横平竖直撇捺直挺，整齐严谨，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成为真正的方块字，但和真正的宋本相较，尚缺乏流利主动之态，只能说是相似，而神髓已经失去。此类刻本，可以正德间江阴朱承爵朱氏文房所刻《樊川诗集》，嘉靖间袁嘉趣堂所刻《世说新语》、顾起经奇字所刻《王右丞诗集》作为典型代表。

• 明晚期

晚期时期，神宗当政为时最久，在位48年，刻书多，传本也多。从万历时起，字形变长，则完全脱离了宋浙本的风貌，称为长宋体，显得更加呆板。这种横轻直重的长宋体可以《沈氏弋说》作为典型。印刷用的宋体字基本上在万历时已定型。另外万历时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刻书风格，即所为的写刻本。本来，雕刻印刷没有哪一本不是写了再刻的，但从嘉靖、万历时起，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化，形成了一种与普通书写不同的专用刻书字体，这时重新出现用普通书写的字体来刻书，又成为一种新鲜事物，因此后人称之为“写刻”。凡写刻的书称为写刻本。这种写刻本的字体，仍然是赵体，不过不象明初的赵体那么肥健，而是瘦削流利。有部分家刻本和坊刻本，特别是安徽、金陵、建阳所刻的民间通俗读物，字多行书上版，婉转秀丽，生动活泼，杰出的代表有陈仁锡刻的《陈白杨集》、《石田先生集》，赵均所刻《玉台新咏》，金陵世德堂刻本《西游记》，董其昌刻的《王文恪集》，继志斋刻本《雷轰荐福碑》，杭州书坊胡文焕刻的《格致丛书》等。天启以后，字形一般益觉拙笨，没有什么体式，俗称匠体。可在杭州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象万历时的方体字那样肥，而变为更长更瘦，使人一看有清朗显目之感。可以堂策监本《先秦诸子》、沈鼎新花木斋《九子》、吴在南京刻的《孙樵集》、《刘蜕集》为代表。这种新的方体字一直流行到清代前期。

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