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
蒋梦麟（1886年1月20日-1964年6月19日）1，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出生于浙江余姚，博士研究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北京大学校长2。
蒋梦麟12岁就读于绍兴中西学堂，受业于蔡元培。1902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前身为求是学院），改名梦麟。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1908年，赴美留学。1912年，本科毕业于加州大学。之后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研究教育学。1917年，博士毕业后回国，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兼江苏省教育会理事。1918年，创办《新教育》月刊。1919年五四运动后，代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校务；同年，蔡元培复职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学科教授兼总务长。此后凡蔡元培离校出访等则代理北大校务。1923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后改为浙江大学）校长34、大学院院长、教育部部长等职1。1930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5年，任行政院秘书长。1950年，赴中国台湾，开展农村复兴工作。1958年，当选菲律宾政府举办的麦塞塞奖金政府服务部门第一届得奖人5。1964年6月19日，因肝癌病逝于中国台湾台北，终年78岁6。
蒋梦麟主要著作包括自传体作品《西潮》《新潮》《谈学问》《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等6。
蒋梦麟的原配为乡下女子孙玉书，生有子女四人。1933年，蒋梦麟与北京大学已故教授高仁山之遗孀陶曾谷结婚，而与孙玉书以“离婚不离家”的方式，协议离婚。1958年，第二任妻子陶曾谷因病去世。1961年7月18日，蒋梦麟与曾嫁北伐军参谋长、前“国府驻苏联大使”杨杰将军的徐贤乐结婚7。1963年4月10日，蒋梦麟通过法律诉讼程序，诉请与徐贤乐离婚8。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蒋梦麟
- 别名
梦熊、兆贤、孟邻
- 国籍
中国
- 民族
汉族
- 出生日期
1886年1月20日9
人物关系共2人
徐贤乐妻子
约翰·杜威老师
个人经历
人物简介
蒋梦麟（1886年－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六岁入私塾，十二岁入绍兴中西学堂。1899年随家迁往上海，入天主教学校读英文。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起，举家迁回余姚，在余姚城某校习英文、算术。1901年，到杭州一教会学校习英文，后因学潮全体学生离校。1902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前身为求是学院），改名梦麟。1903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学习，次年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2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自费留美深造，留美近十年，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创办《新教育》月刊。1923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27年8月至1930年7月，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3。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兼任浙江省立高级中学（商科）校长（建国后改名杭州商业学校，即浙江工商大学）。还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行政院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务。
任职北大
对北京大学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此书重新修订出版，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不过，有研究者仍在报怨：“前两年北大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陈平原也表示遗憾：“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曾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在此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也有稳步上升， 实为一大奇迹。蒋梦麟自己说：“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陈平原则感叹：“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去台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这位“功狗”执政北大，是如此办事的：上任之初，他即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愿承担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事，正应了蒋梦麟的自我评价，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所以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北大经费困难时，蒋校长一力担当，鼓励众人：“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若政府不兑现拨款，则关门了事，蒋校长沉痛发言：“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