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背景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主要论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交由代表讨论。由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

会议经过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大会就土地革命及革命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批评了陈独秀报告中的错误，但对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没有在大会上进行广泛的讨论。同时，也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发言。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上年11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否决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批评了陈独秀在中央领导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决议指出，过去我们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决议批评退到西北去的主张是小资产阶级的恐惧失败情绪的反映，而把扩大革命和深入革命截然分开，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意见，实质上就等于消灭革命。同时决议还就党在乡村中、在城市中的工作任务及在同国民党关系上应注意的倾向作了规定。

会议结果

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首次选举产生了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任总书记。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

会议影响

中共五大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致使党的五大没有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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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