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1960年代初期，我国由于天灾人祸使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为了鼓舞人民的斗志，曹禺执笔创作了这部五幕历史剧。《胆剑篇》通过越王勾践败于吴王夫差而后卧薪尝胆、东山再起的故事，启发弱小国家的人民，只要能卧薪尝胆、奋发自强，就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剧本发表后受到广泛的称赞。茅盾指出：这个作品，在所有的以卧薪尝胆为题材的剧本中，不但最后出，而且也是惟一的话剧。作为最后的一部，它总结了以前的一些剧本的编写经验而提高了一步。

越王勾践是一个有着复杂性格的人物。他虽然已当了俘虏，但还据理力驳夫差，严辞斥责吴国欺凌弱小、残杀无辜是不勇不义，为此险些被处死。但是为了实现复国大业他不得不暂敛锐气，控制感情，向吴王谢恩并作前马。在夫差故意挑起勾践的心头之火，又突然提出要与勾践结为亲家，并立即带勾践之女回姑苏完婚时，勾践为完成复国大业，也委曲求全违心地答应。这是他性格中主导的一面。另一方面，作者也没有忽视他“不可与共安乐”的本性。勾践的卧薪尝胆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的。为了复兴大业，他可以听纳忠言；可是在他重登王位后，当苦成老人忠言直谏，骂他没有骨气时，他又觉得伤了他君主的“尊严”，也怒其“无礼”，命令士兵把苦成抓起来。就是对于范蠡和文种，他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他知道他们忠心能干，但又不满意他们过分能干，所以文种的耿直使他感到“不驯顺”，说文种的话“说得太重”；范蠡的机警也使他感到“难驾驭，不能长居人下”。这些刻画显示出他性格的复杂。

艺术特色

《胆剑篇》的成功，首先在于它是戏，而不是历史的图解——富于戏剧性，有情节，有成功的人物形象，有生动的语言。一个文学剧本有没有戏，主要决定于戏剧情节所概括的矛盾是否丰富、尖锐和生动，这是分散的史实所提供不出来的，而必须经过剧作者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加以集中、概括和组织。《胆剑篇》像曹禺同志的其他作品一样，它的突出的成就，就是通过戏剧情节的精心构造，展示了他所要反映的历史生活的尖锐的冲突。

《胆剑篇》是五幕剧，但几乎从一上场就展开了尖锐而复杂的生活矛盾。作者不是从勾践返国写起（有些剧本是这样写的），而是从勾践战败被俘写起，这是一种不回避矛盾把紧要的情节冲突搬上舞台的写法，使观众亲眼目睹了这段历史生活矛盾的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虽然二、三幕比较差一些，但整个说来，却是紧凑生动、当场出采，震动心弦。特别是第一幕和第四幕，戏剧矛盾的丰富性和尖锐性，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幕一揭开，就是一场尖锐的斗争，越国的土地在燃烧，战胜的吴兵在抢掠，残暴的夫差在欣赏这场“美丽的大火”，被俘的勾践正辞别祖庙，而越国的不屈的百姓却沉默地聚集在禹庙外……这是吴国君臣欢庆胜利的时刻，也是越国存亡的千钧一发之秋——越国的五城三镇被杀光烧光了，勾践被俘了，五千壮士被围在会稽山上，吴越战争的胜负似乎走到终局了，然而，“千古的胜负在于理”，正像勾践所说的：“国不分强弱，有义才能立；人不分智愚，有勇才能存。……不义不勇的国家可以出兵遍天下，杀人遍天下，但它是断难立足于天下的。”剧作者就是在这活的历史辩证发展里构造了这个历史故事的耐人寻味的戏剧冲突。骄横的强吴虽然是个战胜者貌似强大，但它的内部却四分五裂，矛盾重重。老谋深算、骄矜耿直的伍子胥，虽然看出了越国不屈的气概，是吴国未来的心腹大患。但在险恶的政敌伯嚭和比他更刚愎自用的吴王夫差面前，他无力左右政局，既杀不了勾践，也灭不了越国。伯嚭是收了越国的大贿赂，夫差则为了显示他四海霸主的威风，在欣赏他“不杀勾践，却灭了越国”的杰作……吴国灭亡的危机也恰恰是埋伏在这胜利的场面里。

而战败者的越国，却激荡着上下一心永不屈服的仇恨和勇气。那大禹庙里一阵阵沉重的钟声、磬声敲打着每一个越国人的心。五千壮士终于突围而出，给越国的复兴保存了希望和力量；坚毅的百姓们，为了使勾践记住这会稽之耻，冒着死命去献那耻辱的象征——被烧焦了的稻子。父亲死了，女儿接过来，最后终于由苦成老人的手递到了勾践的手里，敌人砍伤了他这条臂，他就换另一只手去献；被俘的范蠡在勾践的生死关头，也居然能使胜利的强敌措手不及，拔剑而挟持伍子胥慷慨陈词……这一切不仅使伍子胥“睁开了眼睛”，连那个不知名的吴国卫士也脱口赞叹这些“杀不怕的越国人”。夫差前脚走了，苦成立刻就拔下了他的“镇越宝剑”。“越国是镇不住的”，这就是战败者越国人民的第一个回声。

在这第一幕的场面里，作者几乎集中了全剧的各种矛盾的端倪，像开了闸口的浪涛一样奔腾而出，一个紧接一个，一个交错一个，但又入情入理地把它们汇入整个情节的轨道上，为全剧主要冲突的错综发展，立下了基石。

如果说，第一幕只是揭开了吴越胜负矛盾转化的端倪，它埋下了胜利的强吴枯竭、失败的伏线，展示了几乎复灭了的越国命运的壮烈不屈的序幕，那么，第二、三、四幕和第五幕前半场则是这种矛盾转化更深入、更剧烈的发展。这个历史故事本身所展示的矛盾，就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胆剑篇》更集中、更概括地表现了这段历史生活矛盾的尖锐性和曲折性。

越国人民用三年的血汗，无数的珠宝，换回了被俘的勾践，但越国却仍然面临着重重的困难：越国君民咬紧牙关在艰苦斗争中默默地实践着复国的宏愿，而敌我矛盾并未因勾践返国而停止发展。骄横的夫差和贪赃的伯嚭，虽然只注意贪吝的掠夺，机警的伍子胥却还是把他的专横的手伸张到越国的土地上来。新建的王城要拆平，报警的大鼓不许装，下田的耕牛被拉走……有多少难题摆在越国君民的面前，要求他们决策，要求他们这样或那样的行动，剧作者大胆地在戏剧情节里揭露了这些矛盾的错综复杂的面貌，有对比，有层次，有交错，一步步，一层层展示着越国君民用自己的双手进行着复国斗争的生活。“千古的胜负在于理，然而要多少今天这样的日子才能赢得胜负啊！”“宁肯作那笔直折断的剑，不作那弯腰屈存的钩”，剧作者不仅用尖锐冲突的场面表现了越国君民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发愤图强的精神，而且用抒情的笔调热烈地歌颂了这些大禹后代的顽强性格。戏的第四幕的错综尖锐的戏剧冲突是展现在热烈的诗情基调里。第五幕当然是戏的情节冲突的高峰——前半场是吴越矛盾转化的焦点，也是吴的纸老虎的大显形。勾践、夫差会猎的场面，夫差、伍子胥尖锐的性格冲突，都是写得深刻感人的。只是可惜第二幕和第三幕写得比较弱了一些，第五幕的后半场的胜利结局也转换得太快了，不容易使观众理解。

如果说《胆剑篇》的戏剧冲突构成的特点，是善于把紧要的情节活动搬到舞台上来，以其激烈、真实的画面出现在观众面前，当场出采，那么，应该说，含蓄的笔法，侧面的描写的比较缺乏，实写多，虚写少，却是这个剧本的弱点。譬如第二幕，本来是一场虚写的戏。决定勾践命运的戏是在幕后演出的——这幕戏主要是写越国赎取勾践回国的斗争。假使能以虚见实，虚实相映，戏剧矛盾发展变化的效果会更强烈些。现在看来，第二幕本来是虚写的戏却用了实写的手法，矛盾、冲突的发展大都是借助于范蠡、王妃对白中的叙述，而缺少生动形象的表现，这就削弱了舞台形象的戏剧性。幕后发生在吴宫内的尖锐的冲突，没有能引导观众从舞台形象的感受中涌到台前来，构成想像中的艺术境界。像曹禺同志的《日出》中虚实相映的戏，就写得很有魅力，仅仅那不出场的主角金八的魔影，从戏剧冲突中诉诸于观众的想像，就是非常丰富的。

第三幕戏，是勾践回国后第一次展开的越国人民艰苦斗争的场景，其中求雨的场面是写得很动人的。但整个说来，由于出场的人物太多，而戏的矛盾的表现又不够丰富多彩，和第四幕戏的矛盾性质也没有明显的差别，不免使人产生繁杂的遗憾。

思想特点

《胆剑篇》是写春秋时代越王勾践兴国复仇的历史故事，近年来我们在不少剧种里看到过它。但是，能够使这样一个陈旧的历史故事，不落窠臼，不袭陈套，却显然是《胆剑篇》作者的思想照亮了这个题材，使这个历史故事得到了独创的艺术处理的成果。可以说它忠实于这个历史事件的本质真实，却又不能说是这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翻版，而是艺术上的新创造。吴越战争、勾践复国的基本史实并不复杂，而且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如果剧作者拘囿于历史事实，没有大胆的丰富的构思，没有活的生命形象的补充，没有作家对于这个历史事件的独到的认识和体会，是很难写成一出好戏的。在我国的传统戏曲剧目中，也有这个剧目（最早的剧本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传奇，梅兰芳同志曾演出过。各地方剧种也有过这个剧目，像汉剧、越剧、秦腔、滇剧都有过《卧薪尝胆》的剧目，川剧有《吴越春秋》——包括《会稽山》、《姑苏台》、《尝粪疗疾》、《战石山》），以对后来地方戏剧目有很大影响的梁辰鱼的《浣纱记》来说，虽有独创的艺术处理，通过范蠡、西施悲欢离合的爱情线索，它描写吴越两国的兴亡史，歌颂这两个男女主人公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幸福的品质，并写出了他们和勾践的矛盾，但它实质上是写西施的翻案戏。比之当时宣传愚忠愚孝的戏《浣纱记》是有进步的思想内容，不过，仍然是没有脱离“美人计”的窠臼，而且也不能说是对于这个历史故事作了全面、正确的艺术概括。

《胆剑篇》作者在这个历史题材的艺术处理上，首先就遇到一个“春秋无义战”的难题。根据史实的记载，吴越战争是一个互相复仇性质的战争。夫差是为了复父仇而伐越，勾践是为了雪会稽之耻而“苦心焦虑，终灭强吴”，很难确定谁是义战。所以有的同志就主张，可以纯客观地写。但这实际上却是做不到的。剧作者要写一个戏，而对处于戏剧情节中心的事件和人物，没有作者自己的态度，是很难想像的。然而，交织在这个历史事件里的又确实有双重的历史教训——越的终于取得胜利的教训和吴的终于走向失败的教训，如何能在作者的态度和艺术形象里取得并不互相削弱的真实反映，这也是创作上的难题。《胆剑篇》的作者巧妙而又令人信服地绕过了这个暗礁。他们没有采取纯客观的态度来构造这个历史故事的戏剧情节，而是明确地写出义在受侵略的弱越的一边，热烈地歌颂了受到强吴侵略的越国君民同仇敌忾、奋发图强的英雄气概，而这又并没有妨碍作者同样的创造了生动的历史形象，写出了强吴由胜利到失败的历史教训。

《胆剑篇》舍弃了吴越战争“相怨伐”的某些事实，甚至把吴王夫差伐越前的一些富有戏剧性的生活细节，移植到勾践的形象塑造里（譬如现在剧本中写到的勾践在宫中设卫士经常提醒他勿忘会稽之耻，史实上就是属于夫差的：“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尔）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左传》——当然《浣纱记》已先做了这样的移植），突出地暴露了吴军大举侵越的掠夺、抢劫、烧杀的残暴，并且把史实上的勾践诈降改成了被俘，虚构了王孙雄镇守越国的事件，通过这样的情节构造以展开越国君民的反抗斗争的场面。

剧作者作这样的选择和处理，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性呢？我们只能说它基本上符合历史真实，却又不完全拘囿历史事实。从“春秋无义战”这种角度来看，吴越的世仇并不开始于吴王阖闾“以越不从伐楚，南伐越”而被勾践射死的事件，是早在越允常之时，就“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了（《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根据《东周列国志》的描写，吴国夫概之乱，也曾有过和越的联合——“夫概乃遣使由三江通越，说其进兵，夹攻吴国，事成割五城为谢。”因此，吴越统治者的互相复仇的战争，确实是无所谓义战。然而，从夫差伐越，蹂躏越土，奴役、掠夺、烧杀越国人民的角度上看，却又显然是使勾践卧薪悬胆、发愤图强的复国计划得到越国人民广泛支持的根本原因，所以剧作者从越国人民受侵略、受侮辱的立场上来改造某些事实，这样概括吴越战争的性质，又可以说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历代人民就并没有重视夫差的三年报越之志，却记住了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艰苦奋斗的故事，因为勾践的复国依靠了人民的力量，取得了人民的支持。

不过，如上所说，作者的这种概括史实的态度，又并没有妨碍他真实地、形象地表现这个历史事件的敌对双方的教训。《胆剑篇》的戏剧情节、艺术形象一直是围绕着两个主题线索在展开着，发展着。一个是遭受侵略的弱小的越国，怎样君民奋起举国一致地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用人力挽回了危局，终于灭吴雪耻，它启示人们，不要为暂时强大的敌人，暂时存在的困难所吓倒，只要依靠人民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另一个却是从敌对双方历史教训里照耀出来的更为深刻的思想：从吴转胜为败，越转败为胜的戏剧情节和艺术形象的矛盾冲突里，生动地展示了一个胜败之后的相互转化的真理，即伍子胥所说的：“……吉常常是凶的开端，福常常是祸的根芽”，翻转来凶也可以成为吉的开端，祸也可以成为福的根芽。这也就是说，胜利之后如果骄傲，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失败；失败之后，如果能够发愤图强，也会走向它的反面——胜利。在吴越战争中，勾践吸取了失败的教训，卧薪悬胆，任贤使能，肯于听取下面的意见，生聚教训，恭俭恤民，于是终得强盛起来，报仇雪耻，奋灭强吴。而胜利者的吴王夫差，却骄横自恃，有伍子胥的忠言谏诤而不能用，反置之于死地；太宰伯嚭的诌媚、奉承的语言，听来却很顺耳，醉心于争霸的狂热，自命豪强，轻视弱小，终致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