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生活与教育

法兰兹·鲍亚士生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明登市。虽然他的祖父母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其双亲却如同大多数的德籍犹太人，依循着启蒙时代的价值观，其中包括同化于现代德国社会。鲍亚士对其犹太背景十分敏感，虽然他口头上驳斥反犹太主义，并拒绝改信基督教，但他从不认同自己是犹太人；事实上，依据他的传记作者所言：“他是一个‘族群定义上’的德国人，在美国保存并提倡德国文化与价值”。

鲍亚士早年的思想背景来自一个德国家庭，其中1848年革命的理想是一股活跃动力。父亲是自由主义者，但并不热衷于公众事务；母亲是理想主义者，对公众议题非常感兴趣；他们在1854年创立了幼稚园，致力于科学。父母砸碎了教条的枷锁。父亲对他父母亲的家庭的礼仪，依然保持着一份情感，但并不允许这份情感影响他的知识自由。

鲍亚士从早年在明登市福禄贝尔（Froebel）幼稚园的经历，到他在“文科中学”(Gymnasium)的学习中，接触了博物学并对它产生了兴趣。在他在“文科中学”的工作中，他最感兴趣与自豪的是植物地理分布研究。然而，在鲍亚士进入大学就读后，起先在海德堡大学，后来到波昂大学。他在波昂加入Burschenschaft Alemannia兄弟会，并终身参与它的活动，他关注的却是数学和物理学（尽管他也选修一些地理学课程）。他当时有意前往柏林学习物理学，但为了更亲近家人而选择基尔大学。在那里他向卡思登(Gustav Karsten)学习物理学。鲍亚士希望从事有关常态分布的高斯定理的研究，而卡思登却引导他研究水的光学特性。该研究成为他博士论文的基础。

1881年，鲍亚士在基尔大学获颁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对他的论文并不满意，反而对他从事研究期间深感困扰的感知问题，产生了兴趣。当鲍亚士在海德堡修习库诺·费雪(Kuno Fischer)的美学课程时，以及在波昂修习首屈一指的康德主义哲学家班诺·厄德曼(Benno Erdmann)的课程时，他已对康德学派思想产生兴趣。这一兴趣促使他转向“精神物理学”，关注物理学之中的心理学和认识论问题的一门学问。他再度考虑前往柏林向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学习精神物理学，但是精神物理学在当时的地位并不确定，而且鲍亚士并未受过心理学训练。

毕业后的研究

提欧伯·费雪(Theobald Fischer)已移居到基尔，且鲍亚士已将地理学视为一条途径，用以探索他对介于主观经验与客观世界间的关系，所逐渐增长的兴趣。在当时，德国地理学家们在讨论文化变异的原因这个议题上，划分为两派。许多人主张，自然环境是主要决定因素；但其他人（特别是瑞特佐Friedrich Ratzel）试图证明，思想透过人类迁移而传播是更重要的。1883年鲍亚士前往巴芬岛从事地理学研究，探讨自然环境对于当地因纽特人（Inuit）迁移的影响。这是鲍亚士的许多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第一个，他摘录田野笔记，撰写他第一本专著：《中央爱斯基摩人》（The Central Eskimo）(1888)。

鲍亚士与巴芬岛的因纽特人共同生活并从事研究，而且他对于探讨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出终生的研究兴趣。

鲍亚士记述，在北极圈冬季的永夜期间，他与旅行同伴迷路，被迫继续驾着雪橇达26小时之久，穿越冰层、软雪、以及降到零下四十六度的低温。后来，他们安全到达一处遮蔽处休息，并从“饥寒交迫”中恢复过来。

鲍亚士被迫依赖不同的因纽特群体来取得所需的一切，从方位与食物到遮蔽处与友谊。这是艰困的一年，充满著许多极大的困难，包括受到一次又一次的疾病、不信任、黑死病与危险等等的袭击。鲍亚士成功探索了许多未曾调查的区域，并发现独特的民族志事实，但漫长冬季与寂寞的越过危险地形的长途跋涉，迫使他探索他的灵魂，为他做为科学家与公民的生命，找寻一个方向。

鲍亚士对于原住民社群的兴趣，在他任职于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时逐渐增长。他在柏林经过介绍而结识加拿大卑诗省Nuxálk 民族的成员，这触发他与太平洋西北海岸第一民族建立终生的关系。

他回到柏林以完成其研究，且在1886年（在Helmholtz的支持下）他成功地对其大学任教资格论文《巴芬陆地》（Baffin Land）进行答辩，并被任命为地理学“无薪大学教师”（privatdozent）。法兰兹·鲍亚士当他在巴芬岛时，他开始发展对于非西方文化研究的兴趣。更进一步，1885年鲍亚士前往位于柏林的皇家民族学博物馆，与体质人类学家鲁道夫·菲尔绍和民族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共同工作。在两年前(1883年)，鲍亚士为了准备前往巴芬岛探险，曾向菲尔绍学习解剖学。当时，菲尔绍卷入一场与他昔日学生恩斯特·海克尔之间对于演化的喧嚣争论。海克尔在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决定放弃他的医生职业，改而研究比较解剖学，而且不遗余力地在德国推广达尔文思想。然而，如同其他大多数在1900年重新发现孟德尔遗传学以及1918年现代综合理论发展之前的自然科学家，菲尔绍感觉达尔文的理论是薄弱的，因为他们缺乏一套细胞突变性的理论。因此，菲尔绍偏爱拉马克学派的演化模型。这一争论在地理学家中引起共鸣。拉马克论者相信环境力量可以促成有机体快速与持久的变化，该变化并没有遗传原因；因此拉马克论者和环境决定论者时常发现他们处在争论的同一方。

而鲍亚士与巴斯典更为密集地工作，后者以其对环境决定论的反感而著名。取而代之的，他试图证明“人类心智一致性”，这是一个信念，所有的人类都具有相同的知识能力，以及所有文化都基于相同的基本心智法则。他试图证明，习惯与信仰的变异是历史偶然事件的结果。这一观点呼应鲍亚士在巴芬岛的经历，并吸引他转向人类学。

在皇家民族学博物馆时，鲍亚士开始对太平洋西北海岸的美洲土著产生兴趣，并且在他对大学任教资格论文进行答辩后，他经由美国纽约前往加拿大卑诗省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旅程。1887年1月，他在纽约获得《科学》(Science)杂志的助理编辑一职。鲍亚士远离了在德国愈演愈烈的反犹太主义与国家主义，以及对地理学家而言极其有限的学术机会，他决定留在美国。

除了他在《科学》杂志的编辑工作，鲍亚士在1888年还获得了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人类学讲师“dozent”的职位。但鲍亚士在克拉克大学的机会有限，因为这所大学并未设立人类学系。而且，鲍亚士担心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对其研究的干涉。1892年，鲍亚士加入了大批其他克拉克大学教师的辞职行列，以抗议霍尔对学术自由的侵犯。鲍亚士此后于1893年被任命为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World Columbian Exposition)人类学首席助理。

十九世纪末论辩

科学对立于历史

(Fin de Siècle Deb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