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会人员

出席这次中央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委员出缺4人，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出席3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会议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轮流主持会议。毛泽东主持开幕会议，并于3月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工作报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27人在会上发言1。

全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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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会议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主席团主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

毛泽东主持了开幕会议，并于1949年3月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27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听取并集中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3。

全会内容

主要内容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强调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全会充分研究了经济政策。全会强调应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和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等规定。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批准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批准了由党所发起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对全会作了结论报告，总结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12条经验，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加强集体领导，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1。

工作重心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全会认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如今，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在乡村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夺取城市作好准备。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并且是完全成功的。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适应了。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然而这不等于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而应当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

会议还深入讨论了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确定，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

会议明确指出，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各项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用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会议特别提醒全党，只有将城市的生产建设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了，并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的政权才能够巩固。否则，党和人民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

基本政策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确定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全会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我们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全会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在政治方面，会议分析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由于这些基本矛盾的存在，会议强调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一方面，党要认真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另一方面，党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孤立反革命分子。同时，党必须坚持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自己的干部，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地工作。

经济外交

在经济方面，会议科学地分析了革命胜利后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认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构成新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形式。对于这几种经济成分，党的政策应确定为：第一，必须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这部分经济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第二，对于占现代工业经济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这就是说，利用它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必须限制它的消极方面，将其纳入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第三，对于占国民经济90%左右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向着集体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在外交方面，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毛泽东把它称为“另起炉灶”。毛泽东又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后来毛泽东把它比喻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