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大量农民从农村闯入城镇，形成农民工大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子辈出生于1980年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如今的农民工主体。但游由于教育背景和家庭环境的影响，这些人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现实，令他们产生异常的 “边缘心理”， 强烈的“城市失落感”导致部分青年农民工扭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最终走向犯罪。

边缘心理的主要表现有：感觉到不被生活所在地接纳，但也感觉自己无法融入到家乡的生活中。这些农民工不甘心回老家种地，也不想重复父辈打工挣钱的苦日子，我们想做城里人，但社会根本不能给我们和城里人相等的待遇，甚至很多时候都会遭受别人的白眼。这群生活在城市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不愿意回农村，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他们面临着城乡双重边缘化的状态。

形成原因

父辈生活状态的影响

存在决定意识，民工子女的“边缘心理”是由存在决定的。只要看一看他们的父辈在城市中的境况，就不难想象民工子女的“心理”会在“边缘”还是“中心”。民工在城市干着最累最苦最脏的活，拿的却是最低的报酬。除此之外，对民工的身份歧视几乎无所不在，成为笼罩在民工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身份歧视，似乎并不触犯哪一条法律法规，但又在许多场合、许多时候，以面广量大的形式给民工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精神伤害。父辈已被“边缘”了，子女的心理同样会被边缘化。

同辈之间交流障碍

民工子女普遍的“被边缘”，民工子女和城市孩子之间的有“鸿沟”，但不是民工子女挖出来的；他们失去了与本地孩子交流沟通的许多机会，城市子女和农村子女由于父辈的生活状态影响，子女生活自然就划出了无形的界限，他们之流情感的交流也被社会无形的阻力所阻挡。

自我认同

中国社科院学者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做过一项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选择题：“你是哪里人？答案设定有两个，一是老家人，二是北京人。”然而在最后收上来的问卷中，不少孩子舍弃了设定的两个答案，而是在旁边画了一杠另写道：中国人。这个回答看似令人意外，其实却并无意外可言。假如他们回答自已是北京人，然而他们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告诉他们北京显然并没有接纳他们，并没有让他们像北京的孩子一样融入北京；回答自已是老家人，然而或许他们已是生在北京更是长在北京的，老家在他们脑子里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是那么遥远陌生，他们已难以回归农村社会。既不是北京人，又不是老家人，因此民工第二代便成了“中国人”。显然，北京这些民工子女的心理也是“边缘”的。

社会问题

导致犯罪

边缘心理形成的这种边缘化的状态会令他们感到不安，心灵走向扭曲。新生代农民工缺乏一技之长，也缺乏务实观念，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就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的情绪，又不愿意扮演‘边缘人’的角色，渴望超越父辈拿到‘城市身份证’，享有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但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心理的失衡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走上犯罪道路。

典型案例

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为例，在2008年下半年的案宗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犯罪比例占70%以上，与上半年相比，有明显上升趋势。其中，采取抢劫、抢夺的直接犯罪比例超过了过去比较突出的盗窃犯罪。

2008年5月，同出生于1991年的河南籍小伙沈文和武昆，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和劳动技能找不到工作，导致心理失衡，对社会产生严重不满的情绪，为发泄情绪将一美容店老板娘杀害。

2008年6月，20岁的小王沉迷赌博欠债不少，为了还赌债，他和章某策划自己被绑架，要求自己的父亲将5万现金打入指定银行。

问题分析

城市农民工已经遭遇到了种种权益的损失，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农民工是城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就业制度的阻碍和排斥导致了农民工职业的边缘和低下，加大了他们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风险，并引发农民工在生存保障上遭遇多重困难和障碍，他们中的多数以维持较低的生活标准和维护基本的生存环境为首要的保障需求，这一需求显然与普通市民的生活保障要求不在一个层次，而在医疗、教育、住房、收入方面寻求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对很多农民工来说则是一种奢谈。如此，导致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普遍的边缘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