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起因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的召开成功地实现了高层领导的交替, 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绘制了蓝图。回顾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重温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意在警钟长鸣，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两个务必”，从自身做起，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各种风浪的考验，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保持自己的政治本色，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

主要内容

2002年12月5日至6日，党的十六大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带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提出要结合新的实际坚持做到“两个务必”，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居安思危，艰苦奋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这场考试中经受新的考验，交出优异的答卷。

涵义

两个务必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于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著名论断。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是在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关头，对我们党未来肩负的历史任务的深刻思考，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凝结和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1991年9月21日，江泽民专程来到西柏坡，要求全党“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02年12月7日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胡锦涛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回顾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特别是关于“两个务必”的教导，结合新形势给全党进行了一次深刻党性党风教育，对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

历史背景

“两个务必”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首先，从直接背景看，“两个务必”形成于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解放战争中后期，中央工委、后委和毛主席、党中央先后从陕北向华北转移，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到1949年3月毛主席、党中央由西柏坡移驻北京，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党中央驻西柏坡时期，三大战役的发动和全面胜利，标志着全国胜利即将来临，中国共产党将由一个长期被压迫、被围剿的党变成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标志着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入城市领导农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业之难即将成为过去，而巩固和开创新事业的考验即将成为现实；标志着中国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这样的历史条件，就将胜利之后如何防止“其亡也忽”的悲剧发生很尖锐很现实地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而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一切活动就是为加速实现这样的历史性转变和战胜转变之后所面临的各种新考验作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理论上准备。这一时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坚定不移的彻底革命精神等。其最核心的内容，则是“两个务必”。由此可以看出，西柏坡精神主要是一种历史性转变的精神，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精神，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充分表现了革命者在敢不敢胜利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和对胜利后革命前途的冷静思考。

延安窑洞谈话

其次，从更远一些的背景看，至少有三点值得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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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1945年毛泽东与国民参政员在延安窑洞里的那次谈话。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邀访问延安。痛感于历史的无常，黄炎培在和毛泽东谈话时大发感慨。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这是所知人们第一次谈到历史周期律问题。他同时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道路，摆脱周期律的支配力。

那么，什么是历史周期律发生的内在原因呢？黄炎培认为：“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于是“其兴也浡”、“其亡也忽”，周期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

那么共产党究竟能否跳出和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呢？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然，就像找到了船不等于到了对岸一样，找到了民主这条新路，并不意味着已经跳出了历史周期率。能否跳出去，还要看这条路具体怎么走，要看能不能对跳出周期率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这就是“两个务必”所要解决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两个务必”和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的那次著名谈话有一脉相承的思想渊源关系。

甲申三百年祭

二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发表。1941年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本文以丰富的史料揭露了明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朝廷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官逼民反，隶属于延安府辖区的李自成、张献忠发动和领导农民起义，并在李岩的帮助下，使“农民起义走上了正规”，节节胜利，势如破竹，直打到北京城，推翻了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2

然而进了北京以后，李自成便进了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只派了几千士兵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都屯积在京城里享乐。进京不久，李岩便被陷害。乃至清军入关，“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不得不离开北京，一败再败，终于在湖北通山九宫山战死，时年39岁。“这无论怎样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悲剧的主人。”

此文于1944年3月在《新华日报》全文连载。此时正值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自然洞悉它的重大政治意义，立即批示在《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加发了《编者按语》，同时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若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为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见《毛泽东书信集》）“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这段话充分说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那种心境。就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呕心沥血，时刻防止出现失误。他自信无比，胆略过人。但他的自信和胆略是建立在对必然的认识上的，同时又要防止各种偶然性。从这种意义上讲，“两个务必”的提出，体现了毛泽东、党中央对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战争尤其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