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1人

唐鉴

老师

唐鉴（1778年-1861年），字镜海，号翕泽，湖南善化人，清理学家[1]。 唐鉴自幼就勤奋上进，学习如饥似渴。嘉庆十四年己巳洪莹榜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内召为太常寺卿。鸦片战争时期曾严劾琦善、耆英等，以直声闻天下。致仕后主讲金陵书院。生平潜研性理，学宗程朱[1]。 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

全文

生平

倭仁，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 河南驻防。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二十二年，擢 詹事。二十四年，迁 大理寺卿。

文宗即位，应诏 陈言，略曰：“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 君子小人之辨。夫君子小人藏於 心术者难知，发於事迹者易见。大抵君子讷拙，小人佞巧；君子 澹定，小人 躁竞；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类；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刚正不挠、无所 阿乡者，君子也； 依违两可、工於趋避者，小人也。谏诤 匡弼、进忧危之议，动人主之警心者，君子也；喜言气数、不畏天变，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如此。 皇上 天亶聪明，孰贤孰否，必能洞知。第恐一人之心思耳目，揣摩者众，混淆者多，几微莫辨， 情伪滋纷，爱憎稍涉偏私，取舍必至失当。知人则哲，岂有他术，在皇上好学勤求，使 圣志 益明， 圣德日固而已。 宋程颢云，‘古者人君必有 诵训箴谏之臣’。请命 老成之儒，讲论道义，又择天下贤俊，陪侍法从。我朝康熙间， 熊赐履上疏，亦以‘延访真儒’为说。二臣所言，皆修养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源也。天下治乱系宰相， 君德成就责讲筵。惟君德成就而后辅弼得人，辅弼得人而后天下可治。”疏入，上称其切直，因谕大小臣工进言以倭仁为法。未几， 礼部侍郎 曾国藩奏用人三策，上复忆倭仁言，手诏同褒勉焉。寻予副都统衔，充 叶尔羌 帮办大臣。 大理寺少卿 田雨公疏言倭仁用违其才，上曰：“边疆要任，非投闲置散也。若以外任皆 左迁，岂国家文武兼资、内外并重之意乎？” 咸丰二年，倭仁复上敬陈治本一疏，上谓其意在责难 陈善，尚无不合，惟仅泛语治道，因戒以留心边务，勿讬空言。候补道 何桂珍 上封事，言倭仁秉性忠贞，见理明决，生平言行不负所学，请任以艰钜，未许。三年，倭仁劾叶尔羌回部 郡王阿奇木伯克 爱玛特摊派路费及护卫索赃等罪，诏斥未经 确讯，率行参奏，下部议，降三级调用。

四年，侍郎 王茂廕等请命会同筹办京师团练，上以军务非所长，寝其议。寻命以侍讲候补入直 上书房，授惇郡王读。五年，擢侍讲学士。历 光禄寺卿、 盛京礼部侍郎。七年，调户部，管 奉天府尹事，劾罢盛京副都统增庆、 兵部侍郎富呢雅杭阿。及颁诏中外，命充 朝鲜正使。召回京，授 都察院 左都御史。同治元年，擢工部尚书。 两宫皇太后以倭仁老成端谨，学问优长，命授 穆宗读。倭仁辑古 帝王事迹，及古今名臣奏议，附说进之，赐名启心 金鉴，置 弘德殿资讲肄。倭仁素严正，穆宗尤敬惮焉。

寻兼 翰林院 掌院学士，调工部尚书、 协办大学士。疏言：“河南自 咸丰三年以后，粤、捻焚掠，盖藏已空，州县诛求仍复无厌。朝廷不能尽择州县，则必慎择督抚。督抚不取之属员，则属员自无可挟以为 恣睢之地。今日河南积习，祗曰民刁诈，不曰官 贪庸；祗狃於愚民之抗官，不思所以致抗之由。惟在朝廷 慎察大吏，力挽积习，寇乱之源，庶几可弭。”是年秋，拜文渊阁大学士，疏劾新授广东巡抚 黄赞汤 贪诈，解其职。

六年，同文馆议考选 正途五品以下京 外官入馆肄习天文算学，聘西人为教习。倭仁谓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尤以西人教习为不可；且谓必习天文算学，应求 中国能精其法者，上疏请 罢议。於是诏倭仁保荐，别设一馆，即由倭仁督率讲求。复奏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寻命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仁屡疏恳辞，不允；因称疾笃，乞休， 命解兼职，仍在弘德殿行走。八年，疏言大婚典礼宜崇节俭，及 武英殿灾，复偕 徐桐、 翁同龢疏请勤修圣德，停罢一切工程，以弭灾变，并 嘉纳之。十年，晋 文华殿大学士，以疾再乞休。寻卒，赠 太保，入祀 贤良祠，谥文端。光绪八年，河南巡抚 李鹤年奏建专祠於开封，允之。

初， 曾国籓官京师，与倭仁、 李棠阶、 吴廷栋、何桂珍、 窦垿讲求宋儒之学。其后国籓出 平大难，为中兴名臣冠；倭仁作 帝师，正色不阿；棠阶、廷栋亦卓然有以自见焉。倭仁著有遗书十三卷。子福咸， 江苏 盐法道，署安徽 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十年，殉难 宁国，赠 太仆寺卿， 骑都尉世职； 福裕，奉天府 府尹。从子福润，安徽巡抚。 光绪二十六年，外国兵入京师， 阖家死焉。

哲学思想

倭仁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是“理”。理的内容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认为人自身只有仁、义、礼、智之理，人们之间的理不异于己之理；物理又不异于人之理。 宇宙万物都统一于一个理。这是把世界归结为精神的 唯心主义。

倭仁在认识论上主张“理在心中”的 先验论。《为学大指》说：“盖人心虚灵, 天理具足,仁、义、礼、智皆吾所固有”。但心中之理不会自明，因为有“物蔽”，人们为“利禄之趋，习俗之徇，泪没 沉沦，而为人之理遂失”。因此，需要“致知”，认识天理。这对任何人都一样，圣人也不例外，世上人人都应当学习。

倭仁认为认识天理即是认识己性、人性和物性，并把它们区分为两个阶段：①“尽己性”，即认识自己的 天性，按天理去约束自己的言行。要做到这点，必须克服 私念。因为“念

虑萌动之初，为善恶分途之始”，不去掉私念就不懂得自己的善性。去念的办法是“端庄静一”、“涵养本原”、“察几慎动”、“克己复礼”等，只有这种内心修养，才使天理不受物蔽而清明昭著。②“尽人性、尽物性”，即认识人们之间和物之中隐藏的天理。穷尽物理要从一物上穷理开始，“稽之圣贤，讲之师友，察之事物，验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极至”。更重要的是用“类推”的办法，认为类推可认识到大至“天地之运，古今之变”,小至“一息之顷， 一尘之微”的万物都是一“理”类推还能认识到“物我一理”,自一身，以至一家，至于万物,都有君臣、朋友的关系,都是一个天理。这两个阶段，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他认为尽己性才能尽物性，否则就不能为“天地立心，万物立命”。物性是己性的类推。他指出那种从万物中寻找离开己性的“ 闻识”“ 晓会”是对穷理的曲解。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尽己性必尽物性，要推己及人，推己及物，应把尽物性看成是自己份内的事。他指出，因“物我异体”而只修己性，不及人和物，是不懂己性的真正含义。倭仁在社会问题上主张“ 帝王心治天下”的 唯心史观认为社会的治乱、兴衰决定于朝廷的政治和用人,政治和用人又受帝王的心制约。《辅弼嘉谟》说，帝王的心“为万事之主”,是“用人行政之得失”的原因,“天下之 治乱安危系之此”。帝王心正，则天下事没有不正的；心不正则不会有正的。他要求 帝王之心“明白 洞达，而无一毫邪曲之私”，做到“发之政事乃合于天理之正”，象 尧舜禹汤文武那样治理天下。

倭仁推崇程朱之学，说“辨学术当恪守程朱，以外皆旁蹊小径，不可学也”。他的思想基本继承理学的传统，又糅杂了其他思想，包含 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

倭仁早年和曾国藩、何桂珍等人就学于理学家 唐鉴的门下，后因其学业优长，为 两宫太后器重，成了穆宗（同治）的帝师。在 洋务运动中,他站在顽固派一边,在上疏的奏折中提出“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反对设 同文馆和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成为顽固派的重要思想代表。

理学思想的转向与定型

在道咸同时期 程朱理学复兴的潮流中，倭仁是以 唐鉴为中心的京师理学群体中的重要成员。然而，关于倭仁的理学思想及其对当时理学复兴的影响，史学界关注得并不够，下面拟略作探讨。

倭仁是晚清著名的程朱理学家，但他并不一开始就“笃守程朱”，其早年治理学是“从 王学入手”的。 吴廷栋说：“倭艮峰先生之学亦从王学入手。” “艮峰先生之学以诚为本……人知其由王学入手。” 方宗诚说：“先生(吴廷栋)尝谓艮峰始由王学入手。”“倭艮峰侍郎为近代名儒，往予见邵位西与人手札，言侍郎学涉陆王，而躬行有余，竹如先生亦言侍郎从陆王入手。”方宗诚只是转述吴廷栋(竹如)和 邵懿辰(位西)的看法，吴、邵、方三位都是倭仁同时代的人，而且他们关系非常密切，尤其吴与倭，可谓至交，因此，他们的观察与记载应当是准确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