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11人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张寿臣

1899年，张寿臣出生在西交民巷小四眼井，五岁随父在隆福寺、护国寺等地说相声。八岁上学。十一岁时由于丧父，中途辍学，正式以说相声为业。十二岁拜焦德海为师，张的拜师为相声又延续了一代新人。学艺期间，张寿臣学会了大量节目，出演即红，时人谓之“娃娃红”。十五岁满艺出师，演出于西安市场、护国寺等明地。随年龄的增长，声音、形体发生变化，行话谓之“倒人缘儿”，同行不愿搭伴，于是开始自己单干。十七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北京。与师弟聂小锁步行经通州、三河县、玉田县至唐山，沿途演出。这也是相声第一次来到唐山、三河县和玉田县。在归途中，曾到天津北开市场、三不管等地演出，与李瑞峰等短期合作。这也是张寿臣首次来津演出，由于几年的闯练和积累，不仅掌握了传统的相声段子，表演亦日渐成熟，并开创了年轻演员单口相声的先例。

厄运之中

“文革”初起的时候，张寿臣退休已近两年，外面发生的一切，他知之甚少。一是他腿脚不灵便，很少出门；二是来看望他的人愈来愈少，唯一和外面沟通的是报纸和广播，可是批斗、游街、大字报等现实情况，报纸和广播是不会反映出来的。因此，“文革”的实质对于张寿臣来说，感受只有简单的3个字：不理解。

一天，张寿臣看到报纸上登载的有关“破四旧、立新风”的文章，周围邻居家如何“破四旧”的风闻也传进了他的耳中，他手拿报纸不解地自问道：“四旧怎么算是四旧呢破四旧又怎么个破法呢”既而他又说：“既然报纸上发表了文章，就应当响应党的号召，坚决地破四旧。”于是，在没有压力，没有指令，也没有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情况下，一场主动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在张家小院里认真且又稀里糊涂地开始实施了。张寿臣认为，建国以前的东西就属于四旧，凡是形势反对的、现时不需要的即应毁掉，首先是旧式服装，如长衫、马褂、皮袄及演出时的缎子桌围等都没有用了，把这些服装都拆成了单片。再有就是字画和书籍了，画有寿星老、麻姑献寿的几张字画被撕毁了，大批的书籍被撕毁了，上至《史记》、《资治通鉴》，下至《聊斋志异》、《水浒》、《三国演义》，还有一套16开本24册的《圣教史略》，最无辜的是一套12册的《象棋棋谱大全》……通通被撕成单页、碎片。然而，问题又出现了，四麻袋碎纸片怎样处理呢扔进垃圾堆如果被人发现无异于自引其咎，没有办法，只好用火烧掉。为防火灾的发生，在小院当中放置一个洋炉子，在炉子里烧纸片。当洋火炉上的水壶里的水开了4次又有一锅肉被烧熟之后，火炉旁仍有一麻袋书籍碎片在等候着“贡献”最后的余热。张寿臣虽退休在家，但论其地位和名望，是很难摆脱这场厄运的。一次，在原单位的批判会上，张寿臣被缺席批判。与会者历数了他的信仰、权威地位、过生日的排场、拜师时的旧礼节等作为批判内容。其中，张寿臣的一位弟子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说：“张寿臣是封建的祖师爷，是封建社会的余毒，我们要和他彻底划清界线，从今以后，我不再承认他是我的师父！今后我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毛主席才是我的师父！”不久，张寿臣就听到了这一消息，当他得知心爱的弟子竟然说出如此不近情理的话，他茫然了。张寿臣和这个弟子的关系甚好，付出的辛劳也很大。在以往过生日时，这个弟子多次主动为老师组织寿日的活动，师父家中有事，他也是积极主动地帮忙，为什么突然之间竟成水火张寿臣遇有不顺心的事，爱骂街、爱着急，但是这一次他却非常冷静。不久，张寿臣的名字出现在造反派创办的各种小报上，名字倒着写上面打个×。家人和他的朋友们都很担心，因为“批”和“斗”是连在一起的，“某人被揪出”、“某人被批斗、游街”的消息不绝于耳，经常找张寿臣聊天的果仁张张惠山，即在这一时期被斗死在群英戏院台上，而张惠山只是卖果仁的小贩，他遵纪守法、为人忠厚，没有任何理由被批斗的。有一天，一位张寿臣的老友来找他，把手中的一张小报递给张寿臣后说：“你看看吧，上面点了你的名字。”随后又说，“本来不想给你看这份小报，唯恐你看了以后担惊受怕，可是不让你知道不行啊，外面的形势你不了解，万一红卫兵真的来了，你更受不了。看看吧，有个思想准备。”

演艺经历

从一九二五年开始，张寿臣专事逗哏，与陶湘如搭伴，立足于天津，艺术生涯走向兴旺时期。在此期间，改编了大量的传统节目，对《文章会》、《倭瓜镖》、《大相面》、《八扇屏》、《对对子》、《全德报》、《老老年》、《训徒》等都做了大幅度的增删工作。另外，创作了讽刺卖国贼的《揣骨相》，揭露官府黑暗的《哏政部》及《洋钱伤寒》、《五百出戏名》、《三节会》、《百家姓》、《窝头论》、《地理图》等新节目，取得了较高成就，形成了稳而不瘟、谐而不俗的艺术风格。一九三一年，收常宝堃(小蘑菇)为徒。“七七事变”，京津沦陷后，多次拒绝日方提出到东京(实际是釜山)录制唱片的要求，遭到特务的跟踪，乃与侯一尘到南京、镇江等地作短期演出。而后多年与周德山搭伴演出于天津各曲艺场，并与白云鹏同台演出于新中央戏院表演滑稽小戏。后因思想苦闷，有心退出舞台；但又为生活所迫改行说评书。一九五三年，参加天津市曲艺工作团，专事单口相声的演出。一九五六年，为继承北方评书传统节目，由市文化局安排在南市通海茶社，演述评书《水浒》。由何迟整理的《小神仙》、《吃西瓜》两本单口相声选集出版。其代表节目《三近视》被译为外文在国外发表。年底，所在单位天津市曲艺工作团并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在天津各曲艺场随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演出单口相声。一九五八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寿臣单口相声选》，共收集代表性单口相声十五段。同年开始在天津戏校少年训练队任教。并不断为全市专业相声演员辅导，扶持群众性的业余曲艺活动。并曾拍摄了单口相声《贼说话》，收入电影记录短片《曲艺集锦》中。一九六O年去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文代会,与全体代表一起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当选为中国曲协理事。三年后，当选为第三届天津政协委员。此间陆续发表了《谈单口相声的表演》、《我对传统相声的看法》、《借劲使劲》等论文。在退休后仍坚持传艺和提供史料等活动。而后并再次当选为第四届天津政协委员。

张寿臣在他6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博采众长，匠心独运，大胆创新，取得了卓越成就。他是中国相声艺术界重要的代表人物。

生病住院

这是一张由天津文艺界造反组织印制的名为《山鹰》的小报，上面赫然印有“打倒反动的艺术权威、相声的祖师爷张寿臣”的标题，令人心惊肉跳。

然而，张寿臣看过小报后却若无其事地笑了，他说：“说我是‘艺术权威’，这我承认，凡是相声里的事儿，我说了算；说我是‘祖师爷’，我也承认，如今说相声的，没有比我辈分大的；说我‘反动’，我不承认，旧社会，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新社会，我没做过对不起党和毛主席的事情。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不怕，我不怕。”

张寿臣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冲击，且有每月的退休金，可谓经济稳定，生活无虞。可是，难熬的寂寞对他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压抑。且不说青年时出入娱乐场所的繁喧，以及同行对他的崇敬而形成的众星捧月式的场面，即使退休后，拜访者、学艺者也是络绎不绝。然而，1966年“文革”以后，寂寞来到了他的身边。

来看望他的人越来越少，用“门可罗雀”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一点儿也不夸张，因为任何人也不敢沾惹和“权威”有联系的麻烦，除去在津的几位弟子如田立禾、穆祥林等，及几位老友如张起荣大爷、姜大爷、刘叔叔隔一段时间来看望他以外，只有一位不怕引火烧身的常客经常来找张寿臣聊天儿，这就是干儿子赵佩茹，他为张寿臣带来了快乐和慰藉。然而好景不长，1969年赵佩茹无端被隔离审查，也不能来看他了。张寿臣打开收音机，想在收音机中听到同行的声音，而传出的除样板戏以外，一段相声也听不到。

张寿臣唯一可去的地方——到浴池洗澡，因为“文革”的不断深入也使他裹足难行，浴池的许多服务设施被取消，如，洗浴后不准休息、拖鞋自取、喝水自斟等，他很难适应，而用以代步的三轮车也适应形势的需要，一律拆掉顶篷改为光板的货运车，不再拉座了。

寂寞无奈的张寿臣，只好经常地将椅子搬到胡同口外的便道上，眼望过往的行人，希冀遇见一位相知和他说一说话以解心中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