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资料记载

参见：扬州之战

弘光元年（1645年），清兵在多铎的率领下，分兵亳州、徐州两路，向南推进，势如破竹，直至扬州。

史可法收兵退保扬州。刘泽清、刘良佑以入卫南京为名，率部南逃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十八日，南明降将李成栋，率清兵南下包围扬州城，史可法急令各镇赴援，均无响应。降将李遇春到城下劝降，史可法命令放箭射回。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十九日，明将许定国引多铎师至扬州，扬州被清水陆各军重围。守将史可法统率军民，坚守孤城，同时，向弘光皇帝求援，弘光不应，扬州告急，四月二十一日，南明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歧凤欲劫史可法出降，史可法以大义叱责之，二人遂拔营降清。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军以红衣大炮试轰扬州城，形势危急，史可法用血书告急朝廷，未得回音。南明的各镇兵马不听史可法调度，从军事上讲，孤城扬州已难有作为。史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决定抗战到底，一死以报国。

当时，清军至少有十万人，扬州守兵仅万余人。两军战前，羽檄交驰。多铎派明降将劝降，后多尔衮致书诱降，史可法回信拒绝投降。史可法说：“我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后多铎亲自出马，连发五封书信，史可法不启封便付之一炬。史可法招集诸将说：“吾誓与城为殉，然仓皇之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当以同姓为吾后，吾上书太夫人，谱汝诸孙中。”其后一气写下了五封遗书，除一致豫亲王多铎，其余是给母亲、夫人、叔父、兄弟的，二十一日又作遗书给母亲和夫人：“……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二十四日，“北兵试炮，飞至郡堂，弹重十斤四两，满城惶悚。” 是日夜，清军攻城，“炮落雉堞二堵。二小卒缘墙而上，城上鼎沸，遂不支。”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二十五日终因弹尽粮绝，城陷。史可法欲以佩刀自杀，部属强行夺过佩刀，拥其走入小东门，清军迎面而来，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师也！可引见汝兵主。”多铎以宾礼相待，口称先生，当面劝降，许以高官厚禄，“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在多铎百般的诱降时，史可法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态不可屈。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后壮烈就义，终年45岁。

城破后，出现了很多与史可法一样慷慨赴死的人物。孟森《任民育》中写道：“危城官属，明知肝脑不日涂地，而一息尚存，誓不远引规避，若扬州知府任民育以下数十人。”在他们中，有扬州知府任民育，城破后郑重换上明朝官服，端坐大堂、恭候敌人，说“此吾土也，当死此。”有吴尔壎，前一年他在北京经不住闯军拷打而屈降，引为奇耻，“南归谒可法，请从军赎罪，断一指，畀友人祝渊寄其家曰：‘我他日不归，以指葬可也。”城破，投井而亡。有副总兵马应魁，“每战披白甲，书‘尽忠报国’四字于背，巷战死。”

史可法的部下在这种情形下，仍率余部继续鏖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如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天主教徒、炮队专家陈于阶，或着是死于街上的战斗，要不就是自杀殉国。史可法的全部19名私人幕僚都遇难了。但是由于随后日子里发生的暴行，他们的死难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清军占领扬州后，纵兵屠掠，十日封刀，史称“扬州十日”。

剃发易服

屠城原因

1．清朝入关，多尔衮采取剃发易服之策，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1645年7月8日）多尔衮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强令异族人剃发易服，其执行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清朝颁布“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此时恰逢兵临扬州，扬州人在史可法领导下对满人的攻击下的顽强抵抗，惹恼了统帅多铎亲王。

2．扬州地处南北交通枢纽位置，历来得漕运、盐运之利，向称富庶地区，商业繁荣。加之扬州人民自李庭芝、姜才抗清以来就具有深厚的抵抗传统，这次清兵入侵，再一次激起他们反抗热情的高涨。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靳应升《读邗江〈钱烈女传〉，补诗以吊之》一诗：“烈火不受尘，高云不受滓。此身能不辱，虎狼莫敢视。哀此闺中秀，珍重全一耻。忆初引决时，长跪泪如此。问我军如何？鼓哑城东圮。此时知尽节，必吾相国史。弱质虽非男，未忍蹈犬豕。不死不成人，一死良不悔。从容裁大义，弃身如弃屣。老亲苦无儿，宁复顾甘旨。日月照其魂，洁比邗江水。”据此诗，可以看到，史可法领导的抗清斗争得到扬州人民积极的响应与支持。

对于如此反抗和富庶的地区，满人破城后，不杀百姓不足以解恨，不抢夺财物不足以中饱私囊。所谓“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的誓约，早已成为一纸空文。

3．清兵攻城付出惨重代价，有扫垢山的尸体丛葬为证，有三个将领、一个贝勒的阵亡为证。由此而引起对城中百姓大屠杀的报复。

4．为进军江南，对当地不服的异族进行镇慑。清兵攻克南京后，多铎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的布告中，就露骨地宣称：“昨大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这等于是一份扬州大屠杀的命令。

事实上，清兵大屠杀并未迟延数日，诸多史乘说：“从破城之日起，豫王就下令屠城。”不仅是戴名世一人所记。多铎收了徽商汪氏兄弟30万金的巨额贿赂，却未答应他们“勿杀无辜”的请求。顾炎武所记的多铎在南京执法严，不过是对那些抢了财物不向他上交的士兵执法严，其时江宁县就在多铎的掌握之中，抢掠南明皇宫内的各物多半为贵重宝物，岂容士兵独吞私没。所引顾炎武的记载，并不能证明豫王在扬州严于执行“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的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