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成长历程

阎崇年

1934年4月24日，阎崇年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市的解宋营村，汉族人。在这个半渔半农的村子一直生活到15岁10。谈起童年，他还有很清楚的印象。那时他随着家里务农，也随着渔民出海，体会过烈日炎炎的辛苦，也见过波涛汹涌的危险场面。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也正是在村里，阎崇年开始上学读书，也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阎崇年从北京市第六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

阎崇年二十出头的时候专攻先秦史，一次他拿着自己一篇研究先秦史的论文，请中国科学院的杨向奎教授指教，杨向奎看后连连叫好。几天后，杨向奎写来一封信，强烈要求阎崇年“改行”转攻清史，理由是先秦历史大多依靠关中的地下发掘，身在北京只能吃人家的“残羹剩饭”。而宫廷建筑、清宫档案集中在北京，并且是未开垦的处女地，丢下一粒种子就能有大收获。在“闭门”思考了一个月之后，阎崇年毅然作出抉择，开始了42年漫长的清史治学之旅11。

阎崇年对历史的研究十分痴迷，为此还曾遭受过磨难。曾在一所学校工作，有人说他走“白专”道路，是“右倾”，于是在1963年到1965年期间，被下放到地处居庸关的北京南口农场，进行思想改造。逆境中阎崇年仍然不忘偷看历史书籍。一次他被找去谈话。领导问：“你为什么到农场？”他说：“改造思想。”“改造思想你为什么看线装书（历史书）？”他说：“我学清史啊，那时没有洋装书。”这位领导较为开明，没再批评他，只是让他注意群众影响，并安排他值夜班的工作，使他能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回想那段往事。

书看得越多，阎崇年处事就越加地沉稳。“文革”期间，他既不参加“保皇派”、也不参加“造反派”，称自己是“逍遥派”。“文革”10年他没挨过斗，也没被抄过家12。

治学历程

敬畏历史

“我们应当对历史感到敬畏：为什么要“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应当敬畏历史，既不要忘却历史的耻辱，更不要抹去历史的辉煌。” 13

“求真求理，史法自然，这是我治史的旨趣。研究历史，最难之处，在于两点：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阎崇年自选集·序》）14

“学术研究，贵在恒久。一个历史学者，穷其毕生精力，做学术论文，一年两三篇，总算不过数十篇而已，除去应时、应景、应急、应命之作外，真正能够观点新、资料新、论述新、语言新的新作、力作、佳作、名作，会有几篇？而论文中，几年之后，几十年后，几百年后，读之有用，品之有味，又会有几篇？学术论著应经得起历史的、地域的、学术的、国际的检验。”（《阎崇年自选集·序》）  15

学术足迹

阎崇年回忆说：“我在中学时开始喜欢历史，从高中毕业后我就开始学历史，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我的中学是北京市第六中学，是当时全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考试时，我的历史成绩非常好。我的数理化成绩也很好，考过班上与全年级的第一。大学历史课学完后，就要选择某段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最初选择的是先秦的历史。当时，我二十多岁，去找一位我很崇拜的老先生，给他看我写的文章。老先生说好，鼓励我。他又提出自己的看法，说你最好不要研究先秦史，研究先秦史的优势在西安，陕西的考古发现与文献的第一手资料在那里。你在北京，从地理区位的优势上讲，你最好研究清朝历史，北京是清朝历史的重地。我觉得老人家讲得非常有道理。从1962年开始，我就开始研究清朝历史，一直没有动摇过。”

阎崇年回忆说：“我作为一位布衣学者，个人心力之所及，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清朝开国史的学习与研究。撰写了《努尔哈赤传》《袁崇焕研究论集》《清朝开国史》和《清史论集》等论著，并发表若干篇论文，总数三百多万字。有人说，与清朝开国史的论著，目前阎崇年发表的字数是最多的。

第二，满学的学习、开拓与研究。此前，于满洲的历史与文化，中外学者，多有研究，但以学科而言，有蒙古学，有藏学，却没有满洲学即满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阎崇年和国内外同仁一起，筚路蓝缕，开创满学，给出满学定义，创立北京满学会，出版《满学论集》，主编《满学研究》和《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倡议并主持第一届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满学已被接纳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新学科16。

第三，利用电视平台，系统讲述历史。历史科学的传播，素有口述、图书、报刊、教学、文物等载体，近世又增加了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新载体。十五年来，阎崇年在中央电视台系统讲述、相应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宫》和《御窑千年》等五个系列，共二百多讲（集）。这种学者以语音、影像、文字三位一体系统传承历史科学，凭借电视、广播、网络进行全球性的中华历史文化传播，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被誉为独着“影视史学”的先鞭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