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又称《文选》),是一部由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的诗文总集1,于梁武帝普通七年至中大通三年之间编成2,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赋、诗、文总集。
文选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的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3,内容可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3大类,其下又分列38小类4。使中国自先秦来文史不分现象有了明确的分界。
该部诗文总集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5。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昭明文选
- 别名
文选
- 作者
(南朝)萧统
- 卷数
60卷6
- 文学体裁
诗歌、散文
- 创作年代
南朝
- 地位
中国最早的一部赋、诗、文总集
- 类型
诗文总集
作品简介
《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它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因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主持编选的,故称《昭明文选》。
萧统,是个很渊博的学者。著作多散佚,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其主持的《昭明文选》,主要收录诗文辞赋,除了少数赞、论、序、述被认为是文学作品外,一般不收经、史、子等学术著作。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则不收。萧统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同学术著作、疏奏应用之文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对文学的特征和范围的认识日趋明确。后世注本主要有两种:一是唐显庆年间李善注本,改分原书30卷为60卷;一是唐开元六年(718)吕延祚进表呈上的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本7。近代以来有《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及中华书局以胡刻本断句,于1977年出版的影印本。
创作背景
玄学的政治地位依然很高, 玄学馆、 儒学馆、 文学馆、 史学馆刘宋时期先后成立, 后来玄学作为一种学科, 玄学之名也被正式提出。由此可见, 玄学在南朝的地位并未消减, 而且和儒学史学以及文学并立; 从设立的时间看, 宋初 “四学”中, 最早设立的是玄学馆; 从四馆的主管人员来看, 从元嘉十三年, 国子学成立后, 其第一任祭酒就是玄学的首领何尚之,而继任的也是南朝著名的玄学兼文学家颜延之。而颜延之也说: “黜郑贵王, 意在贵玄, 事在败儒。 ” 另外, 在南朝许多文人既是玄学家又是文学家, 这也为玄学的文学化提供了主观条件8。
《文选》 的编纂者与玄学的文学化倾向:
关于 《文选》 的编纂者问题, 学界基本认为是昭明太子萧统及其当时的文坛领袖刘孝绰等一批文坛名流。他们的文风代表着南朝的文学主张、 审美标准等等方面, 而玄学的文学化又是南朝文人极力追求的一个方面, 他们在收集整理作品是必然重点选择那些符合他们的文学主张以及 《文选》 的选文标准的作品。另外, 其中的编纂者有的把自己的作品也收录在 《文选》 之中, 因此 《文选》 所选作品就更加具有了玄学的文学化倾向8。
《文选》 所收南朝作家与玄学的文学化倾向:
《文选》 共收录南朝作家共 25 位, 其中包括南朝的一些大的文学团体, 元嘉三大家以及竟陵八友中的六位, 还有当时其他几位文坛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其文学成就也相当高,谢庄、 刘孝标、 江淹、 徐敬业、 王僧达、 王微、 王仲宝、 王简栖、刘铄、 虞子阳等。从南朝四书以及 《南史》 中不难发现, 这些作家的文学造诣相当深厚,并且都与竟陵八友有密切往来,因此, 这些作家的作品皆能反映南朝的文学气象来, 这也正是 《文选》 收录的原因所在8。
从 《文选》 所选其中的作家来看, 它尽量避开玄言诗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南朝正努力摆脱玄言诗的弊端, 同时这也为玄学向文学化转向提供了契机8。
《文选》 南朝作品的文体与玄学文学化倾向:
骆鸿凯在其 《文选学》 中说: “文体莫备于六朝, 亦莫严于六朝。萧氏选文, 别裁伪体, 妙简雅裁, 凡分体三十有八, 可谓明备。 ” 可见, 到了南朝, 文人们逐渐对 “文体” 的概念有了进一步认识, 意识到了文体与文学的关系, 因此, 《文选》 编纂者在收录作品时, 必然注重对不同文体作品的筛选。
《文选》 所收录的文体有三十九或三十八类之说, 其中诗、赋又各分若干小类。其所南朝收作品共计 175 篇, 涵盖的文体赋、 述德、 公宴、 祖饯、 咏史、 游览、 咏怀、 哀伤、 赠答、 行旅、郊庙、 乐府、 杂歌、 杂诗、 令、 文、 表、 上书、 启、 弹事、 戕、 书、 序、论、 诔、 哀、 行状、 墓志、 碑文、 祭文共 30 类, 基本上涵盖了 《文选》 文体的 39 或 38 类。其中杂诗有分杂拟。仅从文体数量上我们不难看出南朝作家对文体的认识, 同时也可以看出玄学的文学化的范围在南朝扩大了, 扩展到多种文体上来。虽然, 并不是 《文选》 所收的文体都具有玄学的文学化倾向, 因为 《文选》 所选的诗歌部分数量最多, 其所涉及的文体也最多。就文体的总体上来看, 因此, 这一倾向还是相当明显的8。
《文选》 所收南朝作品与玄学的文学化倾向:
南朝作为中国诗歌、 骈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 这一时期诗歌在声律、 用典、 内容的表达等方面有了进展,并创制了大量的新的诗体像山水诗、宫体诗、 拟咏怀诗、 咏史诗等等。骈文的繁荣程度在南朝仅次于诗歌, 使用的范围上却超过了诗歌, 骈文的成熟也顺应了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 而 《文选》 也紧跟这种趋势, 收录了大量的诗歌以及骈文。因此, 《文选》 所收作品内容也具有玄学的文学化倾向。南朝玄学文学化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就是用典。作家在选典的时候往往注重应用庄老的典籍, 不论在诗歌还是骈文中都能找到例证。像谢灵运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 “在宥天下理, 吹万群方悦。 ” 庄子曰: “闻在宥天下, 不闻在治天下也。 ” 谢混的 《游西池》 : “无为牵所思,南荣诫其多。” 等8。
由此可以看出, 南朝作家对庄老典籍的引用, 已经摆脱了在玄言诗只摆玄理的缺陷, 使玄学的内容更加具有文学化的意象8。
综上所述, 通过对 《文选》 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 南朝文学家为了使玄学适应文学的发展, 在逐步地实现其向文学化过渡, 其作品亦呈现出玄学的文学化倾向, 同时, 这一倾向作为玄学发展演进的一个阶段, 也为唐代重玄的出现作了铺垫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