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2人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四月三日，赵南星生于北直隶真定府高邑。赵南星少时即表现出过人的天赋，九岁时，人称神童。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考中举人。

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年）中进士，授职汝宁推官。任职期间，赵南星勤于分内公务，并广泛交结汝南各界人士，赢得了很好的声誉。又不遗余力教授徒弟，培养人才。因其为官廉洁，治理太平，逐渐提升为户部主事。张居正病重时，朝廷大臣为表顺从，都为他祈神，唯有赵南星与顾宪成、姜士昌不参与。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赵南星被调任吏部考功郎中。后称病回家。

上书言害

万历十二年（1584年），朝廷起用赵南星担任文选员外郎。任职期间，赵南星上疏陈述天下四大害：

• 官员为谋求官职，而相互诋毁，不务实而务虚，此为“干进之害”；

• 奸邪小人诋毁忠臣，以致正臣辞职，奸佞得志，此为“倾危之害”；

• 地方按察使选拔州县官员时，过于随便，升降过速，且不考察官员的才干品行，而根据选官者的自身利益来推举。以致贪墨横行，民生凋敝，为“州县之害”；

• 退休大官的权力甚至大过郡守县令，横行乡里，无所顾忌，敢于制裁乡官的官员却难获升迁。此为“乡官之害”。

赵南星认为这四害不除，国家就不可能得到治理。奏疏出来后，朝中大臣都认为他说的对。但疏中所抨击的官员全都是当朝达官所庇护的，于是给事中李春开站出来反驳他。李春开的奏疏先交给廷议，赵南星几乎被贬。但给事中王继光、史孟麟、万自约，部下姜士昌、吴正志一起帮赵南星攻击李春开，并且揭发吴时来、詹仰庇、黄洪宪诬陷忠良、阿谀奉承的情形。但赵南星最终因病回家。后再次起用，担任考功郎中。

京察始末

参见：癸巳京察、东林党争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朝廷考核在京官员。

张居正之后，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崇尚清净，对国事多采取调和补漏之策，但面对挑剔的群臣和任性的天子，他不堪重负，已在此前不久前“乞骸骨”归去。明神宗渐变倦政，身处深宫而不见朝臣；万历十四年（1586年）拉开序幕的争国本波澜未平，三王并封之议又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朝政纷纷攘攘。主持这次考察的孙鑨、赵南星、李世达等人不甘于时局的步步恶化，决心充分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整肃官场，以便夺回部权、扭转衰败的风气。

为平息舆论异议、避免党争恶名，孙鑨的外甥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赵南星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首先被斥黜。之后，开始大举裁汰不合格者和关系户，其中包括大量内阁举荐的私人，“一时公论所不予者贬黜殆尽”。

赵南星等人破坏成例的激进手段虽然大快人心，但也引发了王锡爵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弹。三月，言官以拾遗弹劾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以上三人皆为京察力推的人选。孙鑨上疏力保虞淳熙和杨于庭，仅同意将袁黄免职。趁着有利时机，刑科给事中刘道隆在内阁授意下，弹劾吏部“曲为解说，仅议一袁黄而止，非体”。神宗下旨切责，孙鑨再度自辩：“淳熙，臣乡人，安贫好学。于廷力任西事，尚书石星极言其才。今宁夏方平，臣不敢以功为罪。且既名议覆，不嫌异同。若知其无罪，以谏官一言而去之，自欺欺君，臣谊不忍为也。”

神宗以为孙鑨等人结党专权，拒不认错，加上内阁拟职以辩护为名暗指赵南星“是已非人，抑扬太过，致招訾议”，导致最后孙鑨罚俸、赵南星降三级。李世达等上疏挽救，却更贬斥赵南星为平民，上疏论救的王汝训、魏允贞、曾乾亨、于孔兼等一大批人受到牵连，孙鑨亦辞官归。到最后，这场轰轰烈烈的京察以失败告终。

清初学者谷应泰将此次京察作为东林党争的起始，追本溯源是这次京察引发了对权力的争夺，朝臣为保有权位纷纷结党自保，以至于一发不可收拾，国家被党争所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