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朝的法令条例，由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而详细制定而成。《大明律》适应形势的发展，变通了体例，调整了刑名，肯定了明初人身地位的变化，注重了经济立法，在体例上表现了各部门法的相对独立性，并扩大了民法的范围，同时在“礼”与“法”的结合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

《大明律》共分30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十恶、八议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460条。这种以六部分作六律总目的编排方式，是承《元典章》而来的，与《唐律》面目已不尽相同，在内容上也较《唐律》有许多变更。又增加了“奸党”一条，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轻者更为减轻，罪重者更为加重。前者主要指地主阶级内部的诉讼，后者主要指对谋反、大逆等民变的严厉措施。不准“奸党”“交结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等，反映了明朝初年朱元璋防止臣下揽权、交结党援的集权思想。

在刑法上，《大明律》渊源于《唐律》，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即所谓正刑，其它如律例内的杂犯、斩、绞、迁徙、充军、枷号、刺字、论赎、凌迟、枭首、戮尸等，有的承自前代，有的为明代所创。所谓廷杖就是朱元璋开始实行的，其它《大明律》未规定的酷法漤刑也层出不穷。至于锦衣卫的“诏狱”杀人最惨，为害最甚。其后又有东厂、西厂、内厂相继设立，酷刑峻法，愈演愈烈，直到明亡。

明代比较重视法制的建设与实践，其中历经三次大规模修订的《大明律》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大明律》在中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具有革故鼎新的意义。它不仅继承了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明代以前各个朝代法典文献编纂的历史总结，而且还开启了清代乃至近代中国立法活动的发展。《大明律》在明代实施的过程中，虽然也不断受到“朕言即法”的干扰，但这些干扰始终未能影响它的正统法典的地位。

大明律制定过程是吴元年（1367）十月﹐明太祖命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刘基等议定律令。十二月﹐编成《律令》四百三十条﹐其中律二百八十五条﹐ 令一百四十五条。同时又颁《律令直解》﹐以训释《律令》文意。洪武六年十一月﹐明太祖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以《律令》为基础﹐详定《大明律》。洪武七年二月修成﹐颁行天下。其篇目仿《唐律》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二十二年又对此作较大的修改﹐以《名例律》冠於篇首﹐按六部职掌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传统的法律体例结构至此面目为之大变。三十年五月重新颁布﹐同时规定废除其他榜文和禁例﹐决狱以此为准。

由于明太祖严禁嗣君“变乱成法”﹐此次重颁《大明律》后﹐终明之世未再修订。有变通之处﹐则发布诏令或制定条例﹐辅律而行。弘治十三年（1500）制定《问刑条例》二百七十九条。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增内三百七十六条﹔万历十三年（1585）又重修﹐增内三百八十二条。此后律﹑例并行。

历史渊源

大明律

《大明律》的几经修订，都是在立足于明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上进行的。但作为中国古代法律的总结，《大明律》有着其深远的历史渊源。自战国魏李悝制订《法经》时起，中国古代社会开始有了以刑律为主的综合法典。《法经》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凡六篇。其中前五篇主要是刑法，具法为刑法执行的具体规定，如罪与非罪、处罚的加重与减免、刑事责任能力等，相当于后来各朝法典的《名例》，亦即现代法典中的《总则》。后来，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尊崇《法经》，在增加了一些军事、经济立法内容的同时，改《法经》为《秦律》，使法律更具有广泛推广和使用的意义。及“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这部《汉九章》以及在此基础上增订而成的法规《傍章律》，把调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规范条文化为专门民法篇，注入到法典中，使中国古代法典的编纂由刑律渗透到了民法领域中。

大明律

迄汉末，《汉律》已增加到六十七篇，三百五十九章，规模日渐庞大。汉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化时期，原本赤裸裸地维护统治秩序和财产关系的法律条文，被注入了许多维护礼教观念、等级秩序的新内容，体现在法律文本上的是增加了许多惩治干犯名份、尊卑相侵的条款。曹魏的《新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明显具有法律礼义化的倾向。而《晋律》则直接把儒经中“八议”上升到法律中。唐律疏议到了隋代，隋文帝的《开皇律》是中国古代法律削繁就简的整理时期。说其削繁就简，是因为其前的诸朝法典在儒化的过程中，条目日渐增多。《开皇律》经过整理，只有十二篇五百条，其篇目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较前诸律简便许多，颇便司法使用。简便之外，《开皇律》还废除了沿用很久的墨、劓、剕、宫、大辟等极残忍的旧五刑，确立了笞、杖、徒、流、死为新五刑。《开皇律》较前朝法典儒化更深，如依儒家的伦理观念，确立了“十恶”罪名。《开皇律》的理论思想为唐及其后历朝的法律所继承。唐初，唐高祖仿《开皇律》作《武德律》，废除严峻律文五十三条，篇目仍《开皇律》五百条之旧，但在量刑方面减轻了许多。有唐一代，《唐律》曾多次修订，其中有代表意义的是《贞观律》。其实《贞观律》在体例上仍《武德律》之旧，亦是十二篇五百条，但《贞观律》“减《开皇律》大辟八流者九十三条，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并且《贞观律》首置“十恶”、“八议”之条，把儒家礼教及伦理秩序提高到极其重要的位置，显示了礼法并重的特点。

迄宋、元两代，法律的制订出现了有悖于古的现象，即宋《刑统》的律敕并行和执行中的“以敕破律”；元代的《大元通制》则似乎无法判定其为专门法典，却象是诸如“断例”、“条格”、“诏制”、“令”等各种司法案例、行政法令的混合体。明太祖采纳了李善长有关立法原则的建议：“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明太祖非常重视法律的社会作用，他认为“建国之初，当先立纲纪”，他还说过“礼法，国之纲纪；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

制定过程

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成立以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的立法机构，着手制定法律。他还钦定了此次修法的原则：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

十二月，编成《律令》四百三十条﹐其中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一百四十五条。同时又颁《律令直解》，以训释《律令》文意。洪武六年十一月﹐明太祖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以《律令》为基础，详定大明律。次年二月修成﹐颁行天下。其篇目仿《唐律》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二十二年又对此作较大的修改，以《名例律》冠于篇首，按六部职掌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传统的法律体例结构至此面目为之大变。三十年五月重新颁布，同时规定废除其它榜文和禁例，决狱以此为准。由于明太祖严禁嗣君“变乱成法”，此次重颁《大明律》后，终明之世未再修订。有变通之处，则发布诏令或制定条例，辅律而行。弘治十三年（1500）制定《问刑条例》二百七十九条。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增内三百七十六条；万历十三年（1585）又重修，增内三百八十二条。此后律﹑例并行。

修订过程

《大明律》的修订是明代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代统治者，很注重法律规范的修订。在《大明律》颁布以前，朱元璋很早就开始了系统的立法活动。“太祖初渡江，颇有重典，……命（李善长）与中丞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明史·刑法志》），“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明史·李善长传》）。可以看出，朱元璋在渡江占据金陵时，就已开始了法律的制订工作，而在吴元年，更是系统地制订了“律令”。是年“甲寅，律令成，命颁行之”（《明太祖实录》）。但这时所颁布的“律”、“令”还不是后来所说的《大明律》，而是分“律”和“令”两个互不相属的法律规范。其“律”是由元律衍化而成的刑事法规，而“令”则是调整各行政部门的行政法规。虽然吴元年“律”的详细内容今天难以窥见全貌，但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这部吴元年“律”对于《大明律》的修定，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也就是说，它是《大明律》的直接渊源。但这部吴元年“律”是一部“有乖中典”的峻法。这也许是明“太祖惩元纵驰之后，刑用重典”的缘故。到太祖洪武初年，朱元璋已注意到了它的“轻重失宜”，因此随着大局的稳定，于洪武元年八月开始了修订《大明律》的酝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