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简介

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区辨华夏与蛮夷。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则较落后。东周末年，诸侯称霸，孔子着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发扬文化之大义。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

中华世界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礼而治天下，被儒家尊为圣人。衣冠、礼仪往往用来代指文明。

最开始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诸侯封国,称诸夏。《国语·郑语》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诸夏的基本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氏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氏族中继承了华夏文明的国家。比如周王室和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姬姓国；齐、申、吕、许等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子姓宋国。《国语·周语下》说: "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间之。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于民神而仪于物则，故高朗令终，显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也就是说，鲧、禹与夏人之後，以及共工、四岳与各姜姓国，「皆黄、炎之后也」。西周共王时器《墙盘》铭文云: "上帝司夏尤保。" 可能是铜器中所见最早的一个"夏"字,但含义不指夏朝。

夏商周乃至春秋战国时，诸夏与夷的区别主要是农耕的城邦和游牧的山野牧民之区别。诸夏有礼，而蛮夷无。若说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中国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的关系，其首领只能被称为王。至少要在秦之后。

华夏文明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周边国家接受中华思想，又常自称“华夏”、“中国”，这被称为小中华思想。中国和这些周边国家和地区合称为中华世界。由于中华世界为儒家社会，儒家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因此这些地区又称儒家文化圈，又因使用汉字而称为汉字文化圈。

就中国典籍上的记载来看，先秦华夷之辨区分的主要标准是以华夏礼仪的有无。汉晋以后华夷之辨区分的主要标准是以血缘远近。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有三个标准：血缘衡量标准，地缘衡量标准，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实际情况是，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的衡量标准是三个标准并行，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占据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族群的存续。

受近代西方民族理论的影响，很多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民族主义，但实际上，古人们民族国家意识最突出的表达莫过于“华夷之辨”。“华夷之辨”存在着深刻的民族主义色彩。因此，古代中国人具有史所罕见的最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先秦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服饰、礼仪、思想、道德等的综合体）严格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汉晋开始以血缘为主要因素区分。

理论依据

华夷之辨是根据礼仪来区分华夏和蛮夷，这里的礼仪是指《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春秋》。其中《春秋》是华夏礼仪的宗旨，三礼是具体的规则。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正义曰：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季布：“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

南北朝丘迟：“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

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云：“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於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

古礼之传于世也有三，《仪礼》《礼记》《周礼》也，后世欲复古礼者必自《仪礼》始，然《仪礼》止有士大夫礼而无有所谓天子礼者，必合彼二礼与他书有及于礼者，然后成全体焉。

朱熹曰：“礼仪，经礼也；威仪，曲礼也。”朱熹亦曰：“礼书如《仪礼》尚完备于他书。”又曰：“《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又曰：“《仪礼》，经也；《礼记》，传也。”又曰：“《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礼，莫不皆然。”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决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礼也，故太史公自序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程颐亦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历代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