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王世杰（1891.3—1981.4），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先后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曾任教于北京大学，与胡适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历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等职。赴台湾后，曾任“总统府”秘书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2。

人物经历

王世杰一生涉猎政治、教育、文化、艺术和法学等多种学科，历任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外交部长，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但他留下遗嘱，死后墓碑上只镌刻“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作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虽然在武汉大学任职仅4年时间，但他的一生与武汉大学紧密相连，难舍难分。

法学家

王世杰是法学专家，191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1920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1920年冬，王世杰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之聘回国，任北大法学教授，后任法律系主任。其间，王世杰以渊博的法学知识和鲜明的教学风格，深得同事和学生欢迎。他还积极参加法学实践，1922年，与李大钊等人组织发起民权大同盟；次年，与周鲠生、王星拱、石瑛等人一起发起组建《现代评论》社，《现代评论》大力宣扬民主科学思想、针砭时弊、倡导新政，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1927年，王世杰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首任立法委员，同时担任法制局长，兼任海口国际仲裁所裁判官，其任期中国民政府颁布的众多法规，如当时谓之为“六法”的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物权、债编、亲属继承法等，均是王世杰邀集专家学者草拟、修订而成。

王世杰

在国立武汉大学工作期间，虽然行政事务繁忙，王世杰仍然坚持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领域。他发表了若干篇论文，比如：《法律与命令》（《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30年6月）、《职业代表主义与经济立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4号，1930年10月》；出版了相关著作，比如：《比较宪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初版，后多次增版）、《现代政治思潮》（萨孟武著，王世杰校，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刑法详解》（王世杰、王宠惠编，南京法制局印行，1931年版）、《移民问题》（张梁任、王世杰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王世杰重视学术研究，推动创办学术期刊，他认为：“学术期刊可以看作一国文化的质量测验器。”1930年3月，《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国立武汉大学文史哲季刊》《国立武汉大学理科季刊》同时创刊，王世杰亲撰《创刊弁言》，指出：“同人之意，颇冀诸刊出版以后，不但本校同人能利用其篇幅以为相互讲学之资，即校外学者亦不惜以其学术文字，惠此诸刊，使成为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武汉大学的系列学术期刊创办较早，思想开明，在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2。

好校长

1929年5月，王世杰在国立武汉大学就职演讲曾这样描述他的大学梦想：“武汉大学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他提出创造新武大的5个条件，即：“巨大的校舍”“良好的设备”“经费独立”“良好教授”和“严整纪律”。为了学校的创建和发展，他殚精竭虑，付出了巨大努力。

上任之后，他积极奔走于珞珈山新校址的圈定和新校舍的建设中。1929年6月，他邀请湖北省政府有关人员到珞珈山现场考察，随后多次请求省政府尽快予以法律确认。1929年8月15日，湖北省政府发布公告，对武大征收的土地明确了范围：东以东湖滨为界，西以茶叶港为界，北以郭郑湖为界，南面自东湖滨至茶叶港桥头上，总面积3063.9亩。由于在校园建设过程中，有不少的坟墓需要迁移，1929年10月，不少坟主致函省政府，言辞激烈，明确要求“另择校址”，甚至以各种方式对王世杰进行威胁，扬言“如果强迫迁坟，我们就不保证王的人身安全，还要去崇阳挖王的祖坟。”王世杰据理力争，没有丝毫退让，他在给省政府的公函中严词驳斥；同时以全体教职员工的名义致国民政府信行政院长谭延闿、教育部长蒋梦麟，要求依法严惩豪绅，以维护教育。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1月18日给湖北省政府发布训令，要求“剀切晓谕，勿任阻挠”。

为了筹措校园建设经费，王世杰四处奔走忙碌，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湖北省财政厅申请拨付资金。他曾亲赴上海求见财政部长宋子文，碰壁后再赴南京求见行政院长谭延闿，回武昌后又求见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终于落实了校园建设所需经费。

在规划设计校园时，王世杰委派叶雅各赴上海找到美国著名建筑师开尔斯。由于开尔斯当时已年逾花甲，细心的王世杰特批500元，租用一架飞机将其接到武汉查看校园新址。开尔斯对珞珈山地形极为赞赏，亲自负责建筑设计工作。整个工程从1930年开始建造到1937年完工，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王世杰负责1933年以前第一个阶段的建设（也被称为第一期工程），包括文学院、理学院、男生宿舍、学生餐厅及俱乐部、珞珈山一区18栋等。经过两年的努力，美轮美奂的武汉大学在风景如画的珞珈山旁、碧波荡漾的东湖边屹立了起来。

在聘用教授上，王世杰的原则是要有学术成就，而无门户之见。所聘教授中，国民党员极少，不同学派不同政见者居多，包括带有浓厚“左”倾色彩的陶因、范寿康，允许他们讲授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经济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王世杰认为：“一家大学能否至臻于第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诸系，校风自然活泼……有了好的文学院，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于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及胸襟。”唯此，当年武大文学院人才盛极一时，有闻一多、陈源、朱光潜、叶圣陶、钱歌川、吴其昌、苏雪林、袁昌英等等。

在教育学生方面，他注重“人格训练”，认为“人格的训练……至少应该与知识灌输占同等地位。”要求学生“好学、吃苦、守纪律。”“在课堂上、考试上，以及人品性格修养上……造成良好的学风。”他最喜欢给青年题的词是“择善固执”。他的教育思想对学校后来的人才培养产生了重要影响2。

东湖长

1933年4月，王世杰卸任校长时说：“本校今后的一切发展，兄弟闻之固然要引为愉快；本校今后如果遇有任何艰难困苦，兄弟必不视为在校同仁义当独任的艰难困苦，而是离校者与在校同仁义当共同背负的艰难困苦。祝武汉大学前途无量！”这是他对武汉大学的真情告白，也是他用半个世纪的行动来诠释的坚定诺言。武昌东湖畔的菁菁校园，成为他一生的牵挂。

抗战期间，他曾多次回珞珈山，并在校园住宿，每次都多有感慨、印象深刻，仅在日记里就记了8次。1938年10月7日，日军逼近武汉，珞珈山人去楼空，王世杰专程渡江察看，于凄凉寂寞的景象中，仍对武汉大学寄予厚望，希望武大能逃脱战争浩劫，并成为民族复兴的基点。10月12日，日军占领武汉前13天，王世杰将前往重庆，但他心中惦记着珞珈山，空袭警报都不能阻止。“行至江中，遇空袭警报，遂又折回。五时后仍复渡江，抵珞珈山武汉大学已六时余，晚宿珞珈山前山招待所。侄德芳及留驻学校之庶务余君同在招待所中度宿。晚间偕往湖畔山坡，观月出，悲寂之至。”珞珈山在老校长心中的最后剪影是月光下的湖畔山坡和无限悲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