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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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塔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凡二石，均在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前石为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褚遂良书，21行，行42字。后石为记，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唐高宗李治撰文，褚遂良书，20行，行40字，文右行4。

二石皆为楷书，万文韶刻。现所选为前石拓本。《雁塔圣教序》是最能代表褚遂良楷书风格的作品，字体清丽刚劲，笔法娴熟老成。褚遂良在书写此碑时已进入了老年，至此他已为新型的唐楷创出了一整套规范。在字的结体上改变了欧，虞的长形字，创造了看似纤瘦，实则劲秀饱满的字体。在运笔上则采用方圆兼施，逆起逆止；横画竖入，竖画横起，首尾之间皆有起伏顿挫，提按使转以及回锋出锋也都有了一定的规矩。唐张怀瑾评此书云：“美女婵娟似不轻于罗绮，铅华绰约甚有余态。”秦文锦亦评曰：“褚登善书，貌如罗琦婵娟，神态铜柯铁干。此碑尤婉媚遒逸，波拂如游丝。万文韶（刻者）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有唐各碑之冠。”

创作背景

日本学者研究成果

荒金大琳“修正线”研究图片(6张)提出“修正线”

日本学者荒金治在所著《〈雁塔圣教序〉的修正线》一文中，考证了圣教序碑中许多笔画多次修改补充的现象。这一现象荒金治认为起初发现修正线的是日本大正时期的书法家比田井天来（1872—1939）与松田南溟。1971年，由书学院出版部出版了《书学院本·雁塔圣教序》，在此拓片上，共有350个金色与红色的点。比田井天来的儿子南谷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他在后言里谈到“关于这些点，真可惜没有问清楚”。因此，日本别府大学教授荒金信治（号大琳，即荒金大琳，荒金治的父亲）为研究《雁塔圣教序》，分别于1997年、1998年与2006年三次去西安大雁塔进行拍照，回来后把照片放大就发现了许多类似“形”字的修正线。甚至还有一个字里进行5处修正的现象。找到的总数是978个字，修正处达1492：《圣教序》共有821个字，修正的566个字、没有修正的255个字 、《圣教序记》共有642个字，修正的412个字、没有修正的230个字。

书写时间及背景考证

荒金大琳与荒金治父子通过反复研究后，认为“修正线”现象与历史的大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即褚遂良第一次书写的时候，因为太宗喜欢行书而多用了行书笔画。太宗去世时，定长孙无忌与褚遂良为顾命大臣，帮助太子李治施政。李治称帝后，产生了对两位顾命大臣的不满。650年（永徽元年）十月，褚遂良因为韦思谦弹劾而被左迁为同州刺史。根据荒金父子的考证认为，王羲之著名的行书名迹《兰亭序》写于公元353年（东晋永和九年）。由于353年年是癸丑年，唐高宗决定在同为癸丑年的654年（永徽四年），以建《圣教序碑》的方式来纪念。653年（永徽三年），唐高宗招褚遂良回京后重新书写，并开始准备建立石碑。

荒金父子认为：为了建立石碑而回到长安的褚遂良由于心情不佳，多次书写都不如第一次写的效果。最后不得不用以前写的稿子来修正文字。除了“太宗”、“永徽”等贞观年间不存在的词重新书写以外，进行大规模的补笔修正。修正的特点就是从行书笔画改成楷书笔画。

日本学者荒金治、荒金大琳潜心研究了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与圣教序记，并将上述结论于1999年日本筑波大学第九届书学书道史学大会发表。相关著作有《雁塔圣教序にす关ゐ记录（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相关记录）》等。

日本荒金大琳编著《雁塔圣教序にす关ゐ记录》

荒金大琳、荒金治父子的《雁塔圣教序》研究在最近的书法史研究中是颇令人震动的发现，长达十余年专注的研究，以及不懈的考察和努力，最终有了这样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和这样的一套独特的著作，原碑的高倍放大图片解密了唐代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雁塔圣教序记》竟有如此多的笔画修改，后人临习千年的字帖竟孕育着诸多谜团，这些发现是前所未有的，将带来更多新的启发与思考。

价值影响

关于修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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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荒金治在所著《〈雁塔圣教序〉的修正线》一文中，考证了圣教序碑中许多笔画多次修改补充的现象。这一现象荒金治认为起初发现修正线的是日本大正时期的书法家比田井天来（1872—1939）与松田南溟。1971年，由书学院出版部出版了《书学院本·雁塔圣教序》，在此拓片上，共有350个金色与红色的点。比田井天来的儿子南谷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他在后言里谈到“关于这些点，真可惜没有问清楚”。因此，日本别府大学教授荒金信治（号大琳，即荒金大琳，荒金治的父亲）为研究《雁塔圣教序》，分别于1997年、1998年与2006年三次去西安大雁塔进行拍照，回来后把照片放大就发现了许多类似“形”字的修正线。甚至还有一个字里进行5处修正的现象。找到的总数是978个字，修正处达1492：《圣教序》共有821个字，修正的566个字、没有修正的255个字 、《圣教序记》共有642个字，修正的412个字、没有修正的230个字。

荒金大琳与荒金治父子通过反复研究后，认为“修正线”现象与历史的大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即褚遂良第一次书写的时候，因为太宗喜欢行书而多用了行书笔画。太宗去世时，定长孙无忌与褚遂良为顾命大臣，帮助太子李治施政。李治称帝后，产生了对两位顾命大臣的不满。650年（永徽元年）十月，褚遂良因为韦思谦弹劾而被左迁为同州刺史。根据荒金父子的考证认为，王羲之著名的行书名迹《兰亭序》写于公元353年（东晋永和九年）。由于353年年是癸丑年，唐高宗决定在同为癸丑年的654年（永徽四年），以建《圣教序碑》的方式来纪念。653年（永徽三年），唐高宗招褚遂良回京后重新书写，并开始准备建立石碑。荒金父子认为：为了建立石碑而回到长安的褚遂良由于心情不佳，多次书写都不如第一次写的效果。最后不得不用以前写的稿子来修正文字。除了“太宗”、“永徽”等贞观年间不存在的词重新书写以外，进行大规模的补笔修正。修正的特点就是从行书笔画改成楷书笔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