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简介

唐代的粟特人武官像

墓葬石刻

粟特（Sugda，Soγd）作为丝路贸易集散地和中转站的疏勒，必然格外地吸引粟特人到此经商并定居。直到11世纪，喀什噶尔城郊还有大批的操粟特语的村落，这在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中，就有明确记载，说这些土著居民操“坎杰克语”；突厥称西域康居国为“坎杰克”，而康居正是粟特人的故乡。粟特人建立过许多绿洲城邦，但从没有建立过统一的国家，因此长期受周边的强大外族势力的控制。由于粟特地区处于中亚西部丝绸之路的干线上，粟特人成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他们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频繁往来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成为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承担者。

史载康国栗特“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不辞劳苦，沿丝绸之路东西往返，由之形成了许多栗特聚落。例如丝路北道的碎叶城应即栗特人所筑，安国，此人似即出身安国的突厥化栗特人。

粟特人以善经商闻名，多豪商大贾，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早就创立了源自阿拉美字母系统的拼音文字，一般称之为粟特文，一作牵利文，于阗塞语中称为suli人，即牵利人（粟特人），其复数形式则为suliya，贝利教授指出，在于阗诸佛教文献中，suliya一词意为商人，这恰恰说明粟特人是以经商闻名于世的。史载康国粟特“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不辞劳苦，沿丝绸之路东西往返，由之形成了许多粟特聚落。例如丝路北道的碎叶城应即粟特人所筑。

粟特人的主要商业活动内容是从中原购买丝绸，而从西域运进体积小，价值高的珍宝，如瑟瑟、美玉、玛瑙、珍珠等，因此，粟特胡以善于鉴别宝物著称。《南部新书》记长安“西市胡入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六畜也是粟特商人出售的主要商品，突蹶汗国境内的粟特人主要承担着这种以畜易绢的互市活动。新疆境内作为唐之臣民的粟特人也常做一些较短途的牲畜生意。

奴隶也是粟特人贩运的主要商品，官府一般保护这种交易的正常进行，粟特人还以非法手段抢掠或拐带中原妇女。唐振武军使张光晟就查获了一起回鹘境内粟特人拐卖汉女的案件；“建中元年（780年）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胡等自京师返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藁颇多潜令驿卒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粟特商人几乎都是高利贷者，除贷钱外还贷放绢帛，吐鲁番阿斯塔那61号墓出土文书中有一件《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内容是汉人李绍谨借练于粟特胡曹禄山，拖欠未还，引起的一起经济诉案。此案李绍谨于弓月城一次借练275匹之多，可见粟特人资财之众，并以之牟利。又《册府元龟》卷999，记长庆二年“京师内冠子弟”多“举蕃客本钱”，即借了粟特人的钱，偿还不起。由此可知，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包括丝绸、珠宝、珍玩、牲畜、奴隶、举息等，几乎覆盖了一切重要市场领域，确已控制了丝路贸易的命脉。乃至“京师衣冠子弟”也不得不拜在他们的脚下。粟特人商业成功的奥秘，除了归功于精通业务，善于筹算，不畏艰险，谙熟各种语言以外，还具有许多经商的手段。

丝绸之路上的粟特织锦

善于投附一定政治势力，并取得一定政治地位，从而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例如粟特人马涅亚克曾代表突厥，奉使波斯、东罗马，西魏酒泉胡安诺盘陀曾奉使突厥，唐代著名粟特商人康艳典、石万年、康拂耽延、何伏帝延等皆拥有城主称号，曹令忠官拜北庭大都护、康感官拜凉州刺史、康进德为安西大都护府果毅，其例不胜枚举。凭藉官员身份或投依官府，进行商业活动，自然是得心应手了。用宗教活动掩护商业活动。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相当复杂，佛教、袄教、摩尼教皆拥有其信徒，例如华严宗第三代宗师贤首大师释法藏就是康国人，曾与玄奘同参译事。回鹘皈依摩尼教亦赖粟特人之力。而“摩尼至京师，岁往来东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可见这些具有宗教人士身份的粟特人也在经商牟利。

利用隋、唐王朝推行胡、汉有别，各依其俗的政策，发展自身势力。这一政策对汉人推行重农抑商，严禁汉人从事国际贸易，从而为粟特人创造了独霸丝路贸易财源的有利条件。粟特人宁肯附籍或客籍，多不肯甘为编户，就是利用蕃、汉有别的空隙，由之成为巨富。例如“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此乃敦煌出土文书《唐人判集》中的虚拟判例，已可窥见粟特人的豪富，粟特人的资财皆在万金以上，非但中原普通商人难于望其项背，就是世代官宦的衣冠子弟，相形之下，也显得寒伧极了。

随着有关粟特人进入中国的出土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实证不断被发现，特别是虞弘、安伽墓的发现，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潮，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前沿领域之一。2003年6月发掘的北周史君墓，墓中出土石刻图像内容涉及汉文化、袄教和佛教等，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对深入研究粟特人的文字及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历史沿革

粟特地处东西、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粟特人充当了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中介，西方文化的东传、中国文化的西播都有赖于他们的媒介作用。且粟特人善于经商，是丝绸之路上十分活跃的商业民族，汉唐时期大量粟特商人移居中国内地，文献中留下了他们活动的诸多踪迹，也有不少考古遗存遗留至今，如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等，墓主人都是入仕北周政权的粟特后裔，曾担任“萨保”要职。洛阳等地也发现不少粟特后裔的墓葬或墓志，唐代的安禄山、史思明等更是著名的粟特后裔，曾掀起了巨大的政治波澜。总之，外来的粟特人群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上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2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遗存，粟特人迁居中国内地后，活动范围主要在北方地区，以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域、河西、关中、中原为中心，尤其集中于河西诸镇、长安、洛阳、太原等几个大城市。而南方地区关于粟特人活动的记载不多，这可能是因为南北朝对峙时期，粟特人到达南方的道路被阻隔了，无法大规模移民南方。至于唐代文献所记载的活动在长江中游的粟特人，一部分应是经由海路辗转长江及其支流而来，另外也有零星北方南下而来者。在南北朝时期，南北的对峙并未完全阻隔“四海为家”的粟特人自北方南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在《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粟特人从海路进入中国的记载几乎没有，我们看到的南方粟特人主要是由北方地区间接到达的，其中尤其以从西域到蜀地和从关中到襄阳这两条道路的作用最为突出。”粟特人南下的主要通道当是越秦岭、沿汉水而下，襄阳是最重要的一个落脚点。从4世纪初的永嘉之乱到5世纪初的刘宋时期，百年之间不断有北方士族南迁，他们是为了躲避中原和关中战乱而来。由于南迁人口众多，南方政府专设侨置州郡以处之，设在今湖北襄阳的雍州便是考虑了来自关中的移民。十六国时期康因、康穆父子先后在前秦、后秦为官。后秦灭亡后，康穆率乡族三千余家举族南迁，居住于襄阳岘山之南。这是一次很大规模的移民，乡族三千余家，人口估计在万人以上，由于人数之众，刘宋政权特地为他们侨置郡县，以原籍为名——华山郡蓝田县，仍以本族首领康穆统领之。关中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中亚粟特移民的主要聚居地，正史中只记载了康氏一族移居襄阳的史实，从当时北人南下的趋势看，移居南方的粟特聚落应该不止康氏一族，数量也可能不止三千家。2

南朝梁时西域贾胡，尤其是中亚粟特商胡活跃于蜀汉及吴越一带。《隋书·何妥传》载：“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郫县在今成都西北郊。文中提到的“西城”，陈寅恪先生认为为“西域”之误。何妥父为细胡，可以推知何妥家族应为来自中亚昭武九姓的何国人，也即粟特胡人，由此说明梁时蜀汉之地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区域。3

陈寅恪先生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一文中考证指出，从唐到五代，都有不少粟特人担任将领。4

民风民俗

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