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瓦德西

瓦德西，德国人，他的家庭是德意志一个小邦的亲王，父亲和外公都是将军。瓦德西本人当然也秉承家庭传统从军，不过他加入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时间却比较晚，35岁才成为总参军官。瓦德西在普法战争之前被派驻巴黎当大使馆武官，在这个职务上搜集了非常详尽的法国军事、政治情报，正是因此而引起总参谋长毛奇的注意和欣赏。不过普法战争期间，瓦德西回到德国却没有上战场，而是担任国王的副官，虽然没有战功，但是给国王和宫廷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任德国总参谋长，晋升陆军元帅。

生平

毛奇的助手

瓦德西

像腓特烈大帝的军需总监利奥波德一世和军事理论家冯·贝伦霍斯特一样，瓦尔德泽伯爵家族也是安哈尔特－德绍的贵族世家。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泽伯爵于1832年4月8日出生在柏林一个普鲁士将军的家庭，其母也是一位将军之女。瓦尔德泽就读过士官生学校，做过副官，曾在总参谋部服役，70年代战争爆发前不久还就任过驻巴黎武官。这种一帆风顺和飞黄腾达的经历很早便将他带入一个对于大多数普鲁士军官来说是完全封闭的社会圈子，作为一名全能全才的总参谋部军官担任任何职务他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此外，瓦尔德泽还同一位家住纽约的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结了婚，这位对于当时普鲁士军官来说极不寻常的美国女人名叫玛丽·埃斯特·李。老皇帝有一次微笑着说起瓦尔德泽，说他像一个“无所不能的打杂工”。不过，在参谋总部他却得到一个“狐狸”的绰号。

瓦尔德泽的头脑异常清醒，他已充分认识到威胁德国和俄国旧王朝的日益高涨的社会革命的危险。当时，俾斯麦和毛奇还都在世。但瓦尔德泽非常冷静地提出了问题的症结：如果他们二位辞世，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毛奇感到忧虑的事，瓦尔德泽也看到了。这就是他在1878年日记中写到的，即缺少一个能力相当的继承人。俾斯麦对天主教势力、社会民主势力和工人阶级政党进行的斗争徒劳无益，但却留下了可怕的阴影。瓦尔德泽崇奉一种东正新教，他认为教会的价值不在爱的传递，而在于使群众具有组织纪律观念。但群众却越来越脱离与教会的联系。

俾斯麦起初对瓦尔德泽的评价非常好，毛奇也认为瓦尔德泽天资过人。这位从外表看上去光彩照人、和蔼可亲的人，加上他那高贵而派头十足的气质和温文尔雅的言谈举止，炯炯有神的双眼，修剪得体而入时的英国式唇上须及其坚定的自信，在变得猜忌和死寂的氛围中使人感到从他身上时时迸发着一股信心十足的活力。从他日记中也流露出这种信心，虽然他并不隐瞒时势的严峻而使任务变得十分繁重。作为一名军人，瓦尔德泽希望与当代的恶魔势力，即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势力进行公开的较量。他的路线是家长式的、正教的和封建的。在对外政策上，他也认为对俄国的战争，首先是对法国的战争不可避免，甚至想在德意志帝国还处于昌盛和强大之际主动挑起这样一场战争。他自认为他是一个能够驾驭这一最重大冲突的人。

1881年，毛奇越来越觉得不堪军务的重负，希望能安排一位副手接替他的日常事务，并请求让瓦尔德泽担当这一职务。他认为瓦尔德泽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虽善于当机立断，但绝无思想贫乏之弊病。这样，瓦尔德泽于1882年便被任命为大总参谋部的军需总监。毛奇给瓦尔德泽以充分的自主权，总参谋部的实际领导权因此已转移到他的手中。

阴谋政治家

在很短的时间内，作为副总参谋长的瓦尔德泽就开始了毛奇一直极力避免的政治阴谋，与此同时军官团的军事工作却被搁置一边。开始，瓦尔德泽与总侍从官和军事内阁长官冯·阿尔贝迪尔将军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为军官团的全部人事安排均要通过军事内阁，没有军事内阁一切都是空话。为对抗战争部的权限，瓦尔德泽与阿尔贝迪尔极力争取自己单位的完全自主权。由于瓦尔德泽的卖力活动，1883年总参谋长获得了随时面君的权力。战争部长冯·卡梅克将军对军事内阁的傲慢不屑一顾并发生矛盾，因此被迫离职。其后继人是自1870年就任总参谋部一个大处的处长布龙恩斯阿特·冯·舍伦多夫将军，瓦尔德泽对他极为器重，然而舍伦多夫不仅极力捍卫自己的权力，而且还在试图将其权力进一步扩展。

对于可直接向君王报告的权力，毛奇从未过问过，但对于像瓦尔德泽这种想在一切领域贯彻自己意图的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途径了。这种形式的军事政治只能是阴谋政治。瓦尔德泽在这方面的能力，加上他妩媚动人、阴险狡猾和野心勃勃的美国夫人就更是如虎添翼。随着瓦尔德泽时代的开始，幕后较量、尔虞我诈和人人自危的时代也宣告来临。这位军需总监极为了解新闻界在新普鲁士的威力，于是他试图与新闻界建立联系。瓦尔德泽在第3处(法国处)下属的由察恩少校领导的情报勤务处，设立的一个总参谋部新闻局。察恩深信，瓦尔德泽有朝一日必将成为帝国宰相。一些被解职的从事军事写作的军官被当作“新闻骑兵”来使用，用以宣传瓦尔德泽的大聪明大智慧。他们大多为极端保守的《十字报》写文章，该报老板威廉·冯·哈默施泰因男爵是一个喜好寻欢作乐、挥金如土而又一直负债累累的人，瓦尔德泽依靠其阔夫人的资助向他提供了高达10万马克的贷款。

在纯军事方面，瓦尔德泽仍坚持毛奇的东线进军计划。但他立即对全部动员准备工作重新进行了一番审查，要求加强装备，并发展了这样一个论点，即欧洲所有国家都能避免失败，只有德国不能。任何失败都意味着普鲁士的解体，从而也将是帝国的崩溃。两线作战问题曾使毛奇焦头烂额。俾斯麦则试图通过一个复杂的结盟和签署友好条约的体系来对付这种危险。但不久瓦尔德泽便对俾斯麦发起攻击，咒骂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为“见风使舵政策”。他像一些士兵一样，在严峻形势下不向后逃跑，反而向前冲，企图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将问题一举解决。

问题的关键是，所有装备计划能否付诸实施都要看帝国议会的态度，因为军费开支的监督权掌握在议会手里。德法战争的胜利在广大民众中造成一种安全感，这与瓦尔德泽和总参谋部的愿望形成鲜明对照。重新扩充军备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不必要的负担，他们认为眼下的军队足以对付一切。另一方面，当时总参谋部有一批坚决主张增加军备的著名军事理论家。

早在1877年，当时在总参谋部任上尉的科尔玛·冯·德·戈尔茨男爵出版了他的《莱昂·甘必大和他的军队》一书，戈尔茨在书中指出，“民众战争”将成为一种新型战争，他要求动员全体民众参战。年迈的毛奇认为这一观点过于冒失(毛奇对甘必大极为憎恶)。戈尔茨还曾受到降职调动的惩处。然而，他在他的另两本新书《罗斯巴赫和耶拿》以及《全民武装》中，仍然进一步深入阐述他的论点。戈尔茨像著作家拜尔莱因一样对可能出现的新的“耶拿会战”怀有一种恐惧，这种忧虑在当时法国的军事文献中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而这一观点对瓦尔德泽来说是陌生的。他认为战争是“充满活力和令人愉快的”。

瓦尔德泽将其最大希望寄托在皇孙，即二十几岁的普鲁士亲王威廉身上。1884年，瓦尔德泽曾陪这位亲王访问过沙皇宫廷。他的夫人—被人嘲讽为“普鲁士的曼特农夫人” —觉得这位亲王很富于魅力，亲王对她的美貌也并不是无动于衷，而且对这位伯爵夫人的一种糊涂观点表示赞同，她认为基督教的君王是上帝在人世间的工具。难怪早在1881年瓦尔德泽就在其日记中写道，他与亲王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情。亲王近似神经质地变化无常的毛病，是瓦尔德泽后来才发现的。他曾描写亲王头脑聪明，精力充沛，工作热心，为人和蔼，典型的普鲁士思维方式，具有坚定不移的保守派观点。他还写道，这位霍亨索伦王朝的后继人肯定不那么乐善好施，但这正是在这个艰难时代所需要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亲王正是他能为其效忠卖力的人。

1886年初，在比利时工业区发生严重骚乱，工人的罢工行动不断蔓延，致使官方出动军队予以镇压。瓦尔德泽对此事极为关注，他担心类似事件也会在德国上演。为了实现其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愿望，他认为在内政方面只有靠“强硬路线”。1887年，德国自由主义寄予厚望的王储弗里德里希出现了喉癌的初期症状，一年后便死于这一疾患。同年，瓦尔德泽在痴迷于宗教的夫人支持下，与宫廷传道士和柏林布道团主教阿道夫·史托克结盟。史托克当时正费尽心机，使工人大众背离社会主义而重新皈依基督教。位于赫尔瓦特大街的总参谋部的红房子里，瓦尔德泽的沙龙成了一种怪异的、杂乱思想的混合物的活动中心，在这种混合物里既有反动思想，又有过度的慈善和虔诚，有时还夹杂着令人憎恶的完全非军事和非普鲁士式的东西。瓦尔德泽－史托克联盟的矛头所向直指现代社会势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史托克还是一个粗野的反犹太主义者。

俾斯麦对史托克活动的怀疑程度不亚于对瓦尔德泽发动先发制人战争思想的不信任。然而，瓦尔德泽却把史托克的行动看成是一种把工人群众重新纳入严格的基督教教规束缚之下的工具，同时作为威廉亲王和部分老保守派贵族对他的支持，以及在赫尔瓦特大街的沙龙里保持交往的一种回报。1887年11月28日，在瓦尔德泽处举行的一次聚会上，亲王对宫廷传教士的思想公开表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