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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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是他称，是汉民族对黎族的称呼。西汉以前曾经以 “骆越”，东汉以“里”、“蛮”，隋唐以“俚”、“僚”等名称，来泛称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其中也包括海南岛黎族的远古祖先。

“黎”作为今天黎族的族称，最早见于唐后期刘恂著的《岭表录异》一书。该书有“儋、振夷黎，海畔采（紫贝）以为货”的记载。另外，《新唐书·杜佑传》卷179中有唐德宗年间（780—805年）“朱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的记载。但《新唐书》为宋人欧阳修所作，“黎”之称应以《岭表录异》的记载为最早。宋代，各类史籍中普遍以“黎”代替了“俚”、“僚”，作为今天海南岛黎族的专有族称。

黎族称汉族为“美”，意即“客”，他们以汉人为客人，自己则以土著自居。黎族内部因方言、习俗、地域分布等差异有“哈”（过去作“侾”）、“杞”（又称“岐”）、“润”（过去汉称“本地”黎）、“美孚”、“赛”（过去称“德透”黎或“加茂”黎）等不同的自称，但在对外交往时一般都自称为“赛”，赛是其固有的族称23。

历史

关于黎族的族源，过去有多种不同见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大量的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多数人认为，黎族是从古代越族发展而来，特别是和“百越”的一支——“骆越”的关系更为密切。

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南黎族聚居区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出土文物的文化性质分析，它们和广东及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带有鲜明百越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应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特别是与广西钦州地区、广东湛江地区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存更为相似。此外，作为百越文化重要特征的铜鼓，明代以后，海南岛就有出土。新中国成立后，在黎族地区也发现了许多铜鼓，它们和广西地区发现的铜鼓在形制上基本相同。

从语言系属来看，黎语与源于古代越族的壮、布依、侗、水、傣等族语言同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上都有显著的共同特征，说明其与壮、布依、侗、水、傣等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古越人生活习俗上的许多特点，如：断发文身、鸡卜、巢居等，不仅见于有关黎族先民的历史文献记载中，甚至在海南黎族人的现实生活中也不难发现它们的痕迹。如至今仍然存在的黎族妇女文身、白沙南开一带的干栏式船形屋、鸡卜等都是古越人的遗风。在婚俗方面，黎族和壮、侗等民族都有“不落夫家”的习俗，黎族的“玩隆闺”与壮族的“玩公房”、侗族的“坐妹”也有近似之处。

根据考古材料，可以推知黎族的先民在3000年前的殷周之际，就定居在海南岛，过着原始母系氏族公社的生活。当时人们居住在靠近河流的山岗和台地上，使用石斧、石锛、石铲等工具，进行“砍倒烧光”的原始锄耕农业和狩猎、捕鱼等生产活动。采集在黎族先民的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出土陶片的数量之多，器形多样而且很大，足见当时人们制造陶器的手工艺已相当发达。石制、陶制纺轮的出土，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原始纺织技术。关于黎族母系氏族公社制的情况，在历史文献记载和近现代民族学调查中都可以找到一些遗迹。宋代文献记载，南宋时，琼山县黎族妇女首领“三十六峒统领”王二娘是“黎之首也，……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 。清代文献中也曾记载过去黎族内部发生纠纷时，只要妇女出面干预或调解，就可以平息下来。

这种情况在新中国建立前仍存在，如毛枝峒和毛道峒之间发生械斗时，由寡妇出面调解；毛贵乡发生械斗时，由妇女作为使者传达通谍。反映了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在农业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尊敬。黎族传统社会中保留的“不落夫家”婚俗，可能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对偶婚的残余。在五指山中心地区，过去黎族妇女在丈夫死后便回娘家与兄弟父母一起生活。妇女患病要“赶鬼”，须祈求娘家的“祖先鬼”，病重要抬回娘家，死后埋在娘家的公共坟地，死者遗物归亲兄弟所有。可能是母系氏族公社亲属关系的残余。严格遵守不同血缘集团通婚的习惯。有些地区还习惯以动、植物的名称如水牛、芭蕉等作为同一血缘集团的称号。这些都可能是原始社会时期氏族外婚制和图腾信仰的残余。

黎族

大约在秦汉以前，就有汉人到过海南岛北部沿海地区，从事经商和农业、渔业生产，他们和黎族人民共同开发祖国这个宝岛，发展了两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秦汉之交，秦龙川令赵佗占据岭南，自立为南越王，治理南越，“怀服百越之君” ，其势力与影响当及于海南岛。汉元封元年（前110年）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兵平定南越后，汉王朝正式在海南岛开始设置珠崖、儋耳两郡。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率兵平交趾，往来南海，抚定珠崖，复置珠崖县。汉王朝在海南岛郡县制的建立，加强了对黎族人民的统治，在客观上使海南岛与大陆的关系更加密切。

南朝梁大同中（540—541年），由于儋耳地方俚僚（包括黎族先民）1000多峒 “归附”冼夫人，由她“请命于朝”，而重置崖州 。冼夫人是公元6世纪时南方越人的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当时广东西南部、雷州半岛和海南岛都在她的统辖之下。隋初，冼夫人率领所属归附隋朝，又以“和辑百越”有功，隋文帝还赐给她临振县(今三亚市)汤沐邑1500户 。由于冼夫人致力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事业，不仅密切了中原地区与海南岛的关系，有利于中央政权的巩固，同时对于促进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唐代在海南岛设立了琼、崖、万安、儋、振5州22县，加强了中央王朝对黎族地区的统治。黎、汉居住格局由过去“汉在北、黎在南”逐渐演变成为“汉在外、黎在内”的状况（基本上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唐代海南岛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热带生物资源也逐渐被认识并加以开发利用，海南的玳瑁、五色藤、盘斑布、香、糖、珠等特产受到中原人士的喜爱，许多作为“贡品”或商品输入中原地区。因此，在海南岛沿海黎汉杂居地区已经出现了“以富为雄，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的现象 ，但黎族先民聚居的广大山区社会发展速度还是相当缓慢，原来的落后状况和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多大改变。

宋代，大量汉族人口因各种原因迁移到海南岛，他们和黎族先民一道辛勤垦殖，大大促进了海南岛的开发和黎族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生产都有了显著进步，黎汉之间以物易物形式的商品交易相当频繁。农业生产方面，儋州一带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已与中原地区习见的无异，水利灌溉发达。占城的稻种传入，能夏种秋收，增加了产量。当地的苎麻一年可收4次。黎族妇女“工纺织，得中土绮彩，拆取五色丝加木棉，挑织为单幕，又纯织木棉、吉贝为布”，所织的“黎锦”、“黎单”、“黎幕”，色彩鲜明，美观适用，颇为中原人士所赞赏 。黎峒出产的沉香、槟榔、赤白藤、花梨木等特产也通过汉族商人的贩运远销大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黎族部分地区的封建化程度比过去也有所加深，一些富有的上层蓄奴婢。北宋时琼州有一个名叫符护的黎族“首领”，“边吏尝获其奴婢十人” 。元代，元朝政府还在黎族地区设置土官，利用黎族上层首领统治劳动人民，这些都标志着黎族社会的封建化到了12世纪后已有了新的发展。当然，社会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不少所谓的“生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比较落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末元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纺织家黄道婆的经历，生动地反映了黎、汉两族悠久的亲密关系。黄道婆年幼时便飘零到黎族聚居的崖州（今三亚市），当地黎族妇女教会了她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纺织技术。黄道婆在黎族地区住了40年以后，于元元贞年间（1295—1297年）返回故乡乌泥泾（今上海华泾镇）后，便把她从黎族人民那里所学到的一套纺织技术，传授给当地劳动妇女。她还精心改革，制成手摇搅车、粗弦大弓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手能纺三根纱的脚踏纺车，大大提高了轧棉、弹棉和纺棉的工作效率。黄道婆把黎族的纺织工具和技术，结合当地的丝织技术运用到棉纺织上，织成的被、褥、带、悦（巾），上作花、草、鸟、兽、折枝、团凤、棋局等图案花纹，光彩美丽、灿然如画，甚得人们的喜爱，一时松江地区生产的棉织品行销全国，使中国历史上的纺织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黄道婆对中国棉纺织技术发展的杰出贡献，体现了黎、汉两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凝结着黎、汉两族人民亲密的深情厚谊，在中国纺织史上共同谱写了团结友谊的光辉篇章。

明、清两代，黎族地区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已占统治地位。在靠近汉区的黎族地区，黎族社会经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黎汉两族人民之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黎族的农业发展水平已与当地汉族趋于一致。耕种水稻一年两熟，普遍使用从汉区输入的铁质农具犁、锄、镰刀等，有些地区还掌握竹筒天车日夜自动车水的先进灌溉方法。定期集市贸易有所发展，至明嘉靖年间，儋州地方州城有“市场”，乡镇有“墟场”，黎族地区出产的牛只、槟榔、椰子等成为输入大陆的重要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