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来

那个时候才开始了我国的版画创作的史页，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岁月。中国版画虽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在本世纪30年代前都是复制版画。它们之间在制作技术上有很大差别，而且在作为艺术的功能与现实意义上也有质的区别。新兴木刻从诞生那天起，便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相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血肉相连。他是中国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统区美术的主力军。当时的版画是以艺术家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出现，以艺术作为战斗武器，在思想教育战线上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七十年来，新兴版画都是在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中成长，发展壮大的。上海木刻版画在嘉庆年间如改琦《红楼梦图咏》等图册，及晚清同治年间木版年画为发端，可参见本编第十章《年画》。提及新兴版画史作为我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光辉篇章，则是由鲁迅在上海揭开的。1934年鲁迅在《木刻纪程》的小引里写道：“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新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了欧洲的创作木刻的影响的。创作木刻的介绍，始于‘朝花社’，那出版的《艺苑朝华》五本虽然选择印造，并不精工，且为艺术名家所不齿，却颇引起了青年学徒的注意。到1931年夏，在上海遂有了中国最初的木刻讲习会。”这就是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诞生的历史。

背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艺术流派泛滥，并在我国艺坛上产生影响。鲁迅曾针对此情况说：“盖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介绍欧洲19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而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武装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又进行了反革命文化围剿：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采用政治高压手段，禁止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破坏进步文化团体，迫害进步文化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举起革命文学的旗帜，和广大革命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进行了反文化“围剿”的英勇斗争。鲁迅在繁忙的文学战斗中抽出宝贵的时间竭力提倡版画，1929年与柔石等以“朝花社”的名义出版《艺苑朝华》丛刊四辑，即《近代木刻选集》(一)、《露谷虹儿画选》、《近代木刻选集》(二)、《比亚兹莱画选》；1930年2月又编印《新俄画选》作为《艺苑朝华》第五辑出版，内容为苏联木刻12幅。其中《近代木刻选集》一、二两集，是我国最早出现英、法、美、日艺术家创作的木刻画册，也是鲁迅向木刻青年介绍创作木刻的开始，又是向木刻青年提出创作要求的先声，他在《新俄画选》小引中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风起云涌

由于鲁迅的倡导，进步的艺术青年拿起了木刻刀，组织起木刻团体，1931年初春被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开除和退学的“一八艺社”社员张眺(耶林)、于海(于寄愚)、陈卓坤(陈广)、陈耀唐(陈铁耕)、夏朋（姚馥）等联合上海的周熙(江丰)等人在上海成立一八艺社研究所。6月，在虹口每日新闻社楼上举行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展品180幅，其中有油画、雕塑、图案及木刻。这是新兴木刻版画首次在展览会上展出，并出版了画册，鲁迅为之作序。

同年8月17日至22日，鲁迅在上海长春路日本语学校为当时爱好木刻的青年举办木刻讲习会，请日本的美术教师内山嘉吉主讲创作木刻的技法知识，鲁迅亲自主持并当翻译。参加讲习会的学员有陈广、陈铁耕、江丰、黄山定、李岫石、顾鸿干、郑启凡、钟步青、乐以钧、苗勃然、倪焕之、胡仲明、郑川谷。六天讲习会分两个阶段进行，前四天讲黑白木刻技法，后二天讲套色木刻技法。每天上午八时许，鲁迅挟了一包版画书籍和外国版画原作，与内山嘉吉同来上课；还以自己搜集的版画画册和版画原作为例，结合内山嘉吉所讲的内容，加以详细的分析、研究。学员们边听边看边实习。下午有的学员还留在教室里捏刀刻作。讲习会结束，作品也刻出来了，十三人中有八位刻了十五幅(内一幅套色)木刻，这些作品自然是不成熟的，却得到鲁迅的热情肯定。后来内山嘉吉在日本《日中》杂志上发表的木刻讲习会回忆文中，追述他本人不懂汉语，但从鲁迅翻译的时间来计算，远远超过他的讲解，尤其是当分析名作技法时，显示了鲁迅对于版画知识的渊博和资料的丰富，连浮世绘和日本现代版画的知识也比他所掌握的丰富得多。所以这次讲习的实际成绩远远超出事先所预料，收获异常显著。

当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在上海的江丰、陈铁耕就运用木刻刻作抗日传单，油印抗日画报，张贴街头，扩大宣传。随后各地学习研究木刻的社团纷纷建立。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在江湾的社址毁于日寇的炮火，1932年5月26日，在原有成员的基础上增加了被国立杭州艺专开除的学生季春丹(力扬)和刚从法国回来的蒋海澄(艾青)，在法租界成立春地美术研究所，并发表成立宣言：“我们深切地感觉到，为着完成文化的建设，为着培植我们已在萌芽的、前进的、现实的、时代的艺术，为着使艺术扩大与深入到群众中去，成为大众的艺术……我们就需要一个新的集团，以群众的力量来追寻自己前路与完成我们的时代使命……”并于6月下旬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美术展览会，展品有木刻、国画、油画等，同时还展出鲁迅收藏的德国版画。鲁迅参观美展时，购买木刻作品十余张，捐款五元。春地美展闭幕不久的7月12日春地美术研究所就被封闭，作品及图书全部被没收。主要成员蒋海澄(艾青)、余润汉(于海)、李诚实(李岫石)、黄聊化(黄山定)、周介福(江丰)、方海如、萧仲英、季春丹(力扬)等十余人被捕入狱。艾青、力扬被判有期徒刑六年，李岫石被判五年，其余的人因敌方掌握的证据不同而判刑不等。8月，野风画会在上海江湾成立，主要成员有陈卓坤、顾鸿干、野夫、陈学书、吴似鸿、郑邵勤、倪焕之等。鲁迅捐款20元，给予支持。9月，MK木刻研究会在上海美专成立，成员有周金海、王绍络、钟步青、金逢孙、陈普之、张致平(张望)、黄新波等。10月，鲁迅赴野风画会讲演《美术上的大众化与旧形式利用问题》，听者四十余人。11月野风画会联合京沪杭苏各地美术学校的同学，在上海新世界举行“为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画展”，其中有不少为木刻作品。野风画会被迫停止活动后，改名上海绘画研究会，从江湾迁到跑马厅附近，仍由顾鸿干、野夫负责。当年冬，野穗社在上海新华艺专成立，成员有陈烟桥，陈铁耕、何白涛等；翌年出版手印木刻画集《木版画》，不久又被迫停止活动。

1933年春，国立杭州艺专成立木铃木刻研究会。上海在美专附近的三德里成立涛空画会，夏朋和钱文兰为驻会负责人，经常参加活动的有胡一川、陈铁耕、陈烟桥、沃渣、马达等。当年冬因夏朋、钱文兰被捕而停止活动，由于没有罪证，夏朋等不久便被释放。在1934年夏由李桦、赖少其等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创立的现代版画会，由金肇野、唐诃等发起在北平创立的平津木刻研究会，与上海的木刻社团互相呼应。

30年代初期在内忧外患、风云变幻的岁月里，木刻社团却在各地相继成立起来，在困难中壮大队伍开展木刻运动。在鲁迅无微不至的关怀扶持下，不仅开办训练班，从技法方面培养木刻工作者，而且出版外国优秀版画作品，举办画展，以供参考学习。鲁迅在与木刻青年通信及演讲中，还作了许多思想和技术方面的指导工作。

1933至1936年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四本比利时木刻家麦绥莱勒的木刻集，其中 《一个人的受难》是一部最富革命性的木刻连环图画，鲁迅为这本木刻集写了感人的序言，还为这部没有文字的画册就每一幅画写了简要的说明，从而增强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性。经鲁迅作序介绍，其中几幅最有代表性的画幅曾被作为进步书籍报刊的标记印行，影响深远。鲁迅又与西谛(郑振铎)合资刊印《北平笺谱》，为白危编译的《木刻创作法》校阅作序。又以用宣纸与苏联木刻家交换得来的版画作品59幅编辑出版《引玉集》。这些画集的出版和木刻团体的成长，对新兴的创作木刻以很大影响。各地木刻青年不时以新作寄给鲁迅。面对这一丰硕的成果，鲁迅特别高兴，一再将木刻作品推荐给文学刊物，介绍到外国进步艺坛，并准备印一本木刻集。至1934年6月选用八名作者的24幅作品编成《木刻纪程》。

后世评论

当时鲁迅感到创作木刻经过四五年的奋斗，“中国的木刻，已经像样起来”，可以作为一个里程碑铭记下来，回顾往昔走过的路，展望眼前即将走去的路，是十分有意义的。于是以“铁木艺术社”名义自费出版。那时，《北平笺谱》刚出版，正在筹划《十竹斋笺谱》的复刻印制，又增加《木刻纪程》的出版，就更忙了。为了检阅创作木刻的成绩，鲁迅抓紧工作，发信向各地作者征集作品，入选后，又向作者要来木刻原版，木版有厚有薄，又得一次一次同印刷厂老板和工人打交道，以保证印刷质量；并为画集撰写《小引》，于10月出书，为我国第一本创作木刻选集的编印花了很多精力。鲁迅在《小引》中对新兴木刻发展的道路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并鼓励木刻青年“都不断的奋发，使木刻能一程一程的向前走”。又协助成立于上海美专的无名木刻社(后改为未名木刻社)出版《无名木刻集》和《未名木刻选集》。这一时期，最为鲁迅倾全力以赴的是自费出版《引玉集》。《引玉集》是一部比《新俄画选》更系统、更全面地介绍十月革命版画的画册。为了向正在战斗中成长的中国木刻青年推荐战斗的作品，鲁迅很早就搜集苏联版画，并曾介绍过苏联文学的木刻插图。在1931年，由于要校印《铁流》，托在苏联的曹靖华搜集到毕斯卡莱夫的《铁流》木刻插图原作。曹靖华在写给鲁迅的信中说，在苏联“这木刻版画的定价颇不小，然而无须付，苏联木刻家多说印画莫妙于中国纸，只要寄些给他就好”。于是鲁迅就买了许多种宣纸寄给曹靖华，托他分赠给毕斯卡莱夫和别的木刻家，结果竟得到了意外的收获，三年之内连续收到十一位苏联版画家的版画原作一百多幅。这些反映十月革命战斗和苏联初期社会生活的版画原作，到了鲁迅手里，除零星介绍给一些文学刊物发表以及展览外，决定精选出版《引玉集》。为了确保画集的印刷质量，特地托内山完造送到日本东京洪洋社精印，于1934年3月出版，初版300部(内纪念本50部)，后又再版一次。鲁迅还亲自设计封面。

鲁迅在扶植木刻艺术时，特别重视表现形式要切合内容的需要，努力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既反对徒有其表而内容空泛的作品，也反对因艺术性差而遭致不能表现内容的作品，更反对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东西。就当时情况来说，反对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艺术是美术领域里的重要斗争。鲁迅一面批评影响中国艺坛的欧洲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一面又指出“别一派，则以为凡革命艺术，都应该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头，不然即是贵族。我这回之印《引玉集》，大半是在供此派诸公之参考的，其中多少认真、精密，哪有仗着‘天才’，一挥而就的作品，倘有影响，则幸也。”事实上，《引玉集》确实给进步木刻青年以创作上的楷模，从而出现了不少反映时代的优秀作品。

鲁迅为使木刻青年能在借鉴外国的进步木刻中吸取养分，更快地磨利木刻刀，刻出更好的作品来，总要在他并不宽裕的生活中挤出钱来自费精印画册，提供创作参考。早在1930年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士敏土之图》，十幅木刻，是德国青年木刻家凯尔·梅斐而德为小说《士敏土》所作的插图，鲁迅把原拓版画以珂锣版精印于夹层宣纸上，版面“大至尺余”，强烈的黑白，犀利的刀法，塑造出生动的人物，这对我国初期新兴木刻产生过明显的影响。

苏联展览会

中苏文化协会与中国美术会联合举办的“苏联版画展览会”于1936年1月在南京开幕后，2月21日移至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继续展出。闭幕后赵家璧请鲁迅去“良友”选画，从上述“苏联版画展览会”的二百多幅展品中选出159件(184幅)编成《苏联版画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鲁迅为之作序，序文写道：“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变成空虚，这弊病还常见于现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里。”又说到苏联版画：“它不像法国作品的多为纤美，也不像德国作品的多为豪放；然而它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

影响

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是现代美术史上最早以自己的作品反映无产阶级生活和斗争的版画家之一。鲁迅不仅重视她的创作，而且钦佩她站在德国无产阶级一边，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专政的战斗精神。1931年春，鲁迅就托史沫特莱去信求购珂勒惠支的版画原作，当年5月及7月先后收到珂勒惠支的版画共22幅。这些作品曾经为木刻讲习会学员观摩学习，其中部分作品在文艺刊物上发表。如为悼念柔石而在刊物上发表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等。到了1935年，鲁迅在肺病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又着手编印《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共收入石版画七幅、铜版画十四幅、黑白木刻三幅。其中包括珂勒惠支送给中国的自画像和《织工的反抗》、《农民战争》两套组画及其他。画集的《序言》是鲁迅请史沫特莱写的(由茅盾译成中文)。他自己为画集写了《序目》，详细介绍了珂勒惠支的生平和作品的社会影响，并对21幅作品逐幅作了详细说明。画集图版由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印刷厂制版，宣纸珂罗版精印，四开大本，线装，共印103册，鲁迅亲笔编号，交内山书店发售的仅33册。为防止出错，1936年鲁迅冒着酷暑，把画页搬运回家，发动全家将画页一迭一迭地摊在地板上，一张一张编排次序，每张夹上衬纸，归合为一本一本，然后送作坊装订成册。鲁迅就是这样不顾严重的肺病在身蹲在地板上，吃力地为着扶持新兴的版画事业而忘我地劳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