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方式

1983年全国严打事件

“严打”自198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进入尾声， 共分三大战役分步实施：第一阶段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第二阶段1984年8月至1985年12月，第三阶段从1986年4月上旬到国庆节，加上收尾工作，历时3年零5个月。在此期间，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第一阶段逮捕102.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为应对这个时期关押场所紧张，一方面进行突击性建设，另一方面，改建了一些公安机关办公用房并借用一些单位库房，作为临时监房。

“严打”第一阶段，死刑24000人，打掉的基本都是群众身边的违法犯罪人员，社会反响最为强烈。公检法对所立案件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各地相继召开大规模宣判会，严重威胁当地治安的违法人员被严惩、注销城市户口，押送外地改造，一些首恶分子被枪毙。

“严打”期间的死刑大案要案比比皆是，死刑的场面深深刻入百姓记忆中。经过审讯被公审宣判死刑的犯人，须经过游街示众后押赴刑场行刑。前面由鸣着警笛的警车开道，后面紧跟着一辆辆大卡车，每辆卡车上站着一名将要被执行死刑的犯人。犯人被五花大绑，由于将临的死亡和游街的耻辱而面如土色。他们胸前挂着木牌，上面写有名字、性别、年龄及罪行等，在他们的名字上面还画着黑色的“×”。行刑车沿途播放广播，宣传“严打”斗争，控诉犯人罪行。路过的大街小巷，引来无数百姓围观。公安人员在旁边维持秩序，疏导交通。

当时，各地的校园还经常张贴审判犯人、游街示众、刑场行刑的实景照片，张贴这些照片的本意，与游街示众一样，意在教育民众遵纪守法，希望祖国的花朵从小见证残酷的行刑场面，长大后不会重蹈覆辙。对“生”才刚刚有些朦胧体味的孩子，面对“死刑”这两个字眼，心中生出的更多的是恐惧。血肉模糊的死刑场景印在幼小孩子们脑海里，成为成长记忆里长久挥不去的一抹阴影。

居民区的大街小巷，时不时张贴通缉令和判刑公告。这些公告上，死刑犯的名字下面会用粗粗的红线画上一道，而结尾处，“此布，院长某某”字样的上边则用醒目的红色“√”作为一种严厉的警示。

1983年“严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严打”斗争打击了许多违法犯罪分子，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生活安定，收效明显。但是这段时间内，对于某些罪责较轻的犯人，打得过严了2。

历史评价

至今，关于“严打”的争论依然不断。理论界持“反对说”和“反思说”，司法实务界及少数学者认同“肯定说”。持“肯定说”的代表之一、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表示：“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多年来的经验表明，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急剧上升的有效措施。”的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运动式执法的“严打”行动，确实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负面作用也很大，留下很多后遗症。83年“严打”行动，冤枉了很多人，一些罪不至死的人死了，一些人被错判了。当时刑法里的流氓罪最高是可判死刑的，有的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就是按流氓罪从重被判了死刑。还有的只抢了一点点东西甚至只是一顶军帽就被枪毙了。不过大多数被枪毙的人在当时也算有法可依，只不过是从严使用了法律规定的最高限。但由此引发了被错判重判的人及其家属的不满甚至仇恨，一些因犯小错进监狱的年轻人反而真的学成犯罪分子。当时在严打行动期间，公、检、法三家是联合办案的，每抓到一个罪犯（犯罪嫌疑人）不是像现在这样，先是公安审，然后检察查，最后法院判，而是三家各派一到两人，共同审问，一次定刑。审完以后，各单位出各单位的案卷，共同研究一个罪名，定出判多少年。所以当时的审判效率非常之高，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法制历史上的高效之巅。正是因为快审快判也就难免忙中出错。这次“严打”也给公检法系统留下了专政权威的烙印，许多地方迷恋运动式执法，热衷搞公审公判，一些人由此轻视公民权利，甚至肆意践踏、侵犯。直到今天，还有地方的公安机关喜欢搞公审大会，继续犯下这种侵犯国民隐私权的错误。

1983年的严打斗争早已成为烟尘往事，留给我们的有经验，有教训，但我们相信，在法制越来越健全的今天，错杀错判的事情正在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人道主义精神正在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2。

历史意义

《决定》指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政治领域中一场严重的敌我斗争。它对于搞好社治安，推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于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敌情观念和政治警惕性，加强党纪、政纪、军纪，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