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又称“一・二八”淞沪抗战1，日本称上海事变、第一次上海事变、淞沪战争2，是指日军事先制造一系列事件作为借口，于1932年1月28日夜发动对上海闸北区进攻的侵略事件3，是十四年抗战的重要起点之一4。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策划在上海制造事端2。1932年1月28日，日军挑起事端，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民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等协助作战；同年3月3日，日军发表停战声明；同年5月5日，双方签订《上海停战协定》35。一二八事变是抗战中中日军队首次全面对抗，遏制日军嚣张气焰，改变国际认知，推动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形成4，振奋中国抗日精神6。
基本信息
事件背景
策划阴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量土地，并试图扶植前清朝皇帝溥仪建立满洲国。但此一行动刚开始就受到了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于是日本决定在上海这一国际性的大都市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
除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大佐外，东京的裕仁天皇的文官党羽“十一人俱乐部”（成员包括木户幸一、近卫文麿、牧野显声等），也参与了“一二八事变”的策划。该组织主张日本在完成对中国东北的征服前，需有一个“思考间歇”期，以应付国内外的许多问题8。为此在这期间，日本需要在上海发起一场“假战争”。
1932年1月5日，板垣征四郎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得到裕仁天皇破格接见，并向天皇和日军参谋本部报告侵占东北的情况9。随后板垣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10
制造事端
上海的田中隆吉接电后，将2万日元经费交给了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即金壁辉），让她具体策划实施。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2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3名日本信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生事。日方5人在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投掷石子挑衅，引发冲突。而之前川岛芳子早已经雇佣打手扮成工人模样混入人群。冲突中日方5人遭到不明人士攻击，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然而警察并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中国人的工厂纠察队所为。此即所谓“日僧事件”11。
通牒增兵
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月21日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承诺缉拿焚烧三友实业社的凶手之余，同时提出了无理的四项强硬要求：1、上海市长对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12。
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声称上海市长如果对松井所提4点要求不做令日方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
之前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本部早就安排好了“假战争”的准备。“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由首先调兵遣将，向上海增派军舰。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上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本土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上海。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航母，1.4万吨，载机6架）也驶抵上海。
1月22日，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25日，日本海军省首脑与外务省首脑联合举行会议，“协议如中国方面不表示诚意，不实行日本之要求，决以实力务期要求之贯彻，并协议万一时的具体方策”。26日，海军省召开级会议，“决定在一二日中发挥实力，其方法如下：（一）驻沪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舰队，（二）就地保护留沪日侨，（三）自吴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军保护，（四）在吴淞口外拘留一切华籍轮船，（五）加派军舰到南京、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等埠，并使浪人同时暴动。”日海军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裕仁天皇的许可和批准，26日裕仁的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主持下，训令在上海的盐泽幸一“行使自卫权利”。同日（26日）日本海军省又命令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 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开沪，并于28日下午到达。
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4艘，飞机2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1月28日，日海军省又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3艘及水雷舰4艘从本土出发开赴上海。）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四项要求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
忍让避敌
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国军是粤军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十九路军的领袖是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张应付日军挑衅。
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做了错误的判断，将日本掩护伪满洲国建立的“假战争”行为，误判为日军将“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见蒋介石《第二期抵抗方案》），认为战火将迅速扩展至全国，“中国重要各地亦随时均有重大危险发生”（见《外交部致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照会》），甚至认为“国亡即在”（见蒋介石《告全国将士电》）。有鉴于这种严重判断，国民政府认为国家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所以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